【社会 文化】今古娼妓和养娼抓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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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愚人 于 June 03, 2016 08:19:18:

娼妓这个行业是人类老早就有的职业,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有贫富悬殊,就一定有贫穷的女人用自己最原始的本钱赚钱生活。另一方面,只要有男人的性问题无法获得满足,包括无法娶妻,或者荷尔蒙超强,或者与配偶结合有心理或生理问题,或者别玩一种乐趣,就会成为买家。

早在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能相管仲就想到了把娼妓行业纳入国家正式职业,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地下流行,这样做,齐国靠管仲新政下的娼妓挂牌营业税收也不少。其后,历代王朝,都没有正儿八经打击过娼妓。倒是到了晚清时期,1905年新政时期的四川警察总监周善培(号孝怀,浙江诸暨人)却偏要把警察,这个中国西化第一次出现的新生事物动用起来,要禁止娼妓业。

说到这里,需要先把娼妓按字面意思分开定义一下。所谓“妓”,实际上是娼妓里的高级等级,古代一般可分为四种,一种称为官妓,一种称为营妓,一种称为私妓、一种称为家妓。官妓者,常常是因为家庭或家族触犯朝廷之法,祖父、父亲、、公公、或公公之父、丈夫被斩首,或者流放,家族里其他女性成员,只要年龄适合,就可能被罚入官妓里。一般说来,官妓的文化程度最高,因为犯案家庭也曾显要。唐代女诗人薛涛就是一个官妓,官妓往往都是效劳外放官员,为有些不能携带家眷在远方上任的官员解决性需要。古代官员的文化程度普遍比现在中国大陆的官吏高,所以官妓也必须有一定的文化底子,而且有时常表现出一定的自由,不是哪个官员想嫖就能嫖上的。比如薛涛就自己在锦水边筑一香巢,看书写诗,还把院子里一口井的水用来制作信笺,被称为“薛涛笺”,小巧秀丽,底色带桃红的粉艳。

营妓这个名称有时候和官妓混淆起来,有时候又分得清楚。营妓可以指较低级的官妓,也多是刑人的女眷,她们常常是政府用来解决驻守边关的将士的性问题。古代屯田边关的将士很辛苦,政府也考虑如何稳定他们因生理需要的情绪,而政府一般禁止他们和当地少数民族女性接触。例如清政府几次明令,驻藏军人不得与藏姬通婚,直到晚清才有所松动。这种情况下,就只得使用营妓的服务了。有些营妓设置在大城市里的专门机关里,被称为教坊,里面就安置营妓,随时应召。明代白话小说里有个故事,说是靖难之役里,抵抗朱棣叛军最坚强的山东巡抚铁铉,城破后被抓,不屈遇难。他的两个宝贝女儿就被送进了教坊。那时永乐皇帝还没有把首都正式迁往燕京,这个国家级别的妓院就设在南京,他老爸定鼎之都。这两个美丽的烈士女儿,在教坊里读书度日,不愿接客,还写了一首诗自怜,中有两句:“教坊落籍洗铅华,一片春心对落花。”后来一位书生,对她俩的遭遇万分同情,跑了很多门道,找到锦衣卫里有怜悯心的一个将官,最后想法才让两女脱籍。据说两女后来同嫁书生,隐居在深山终老。这个故事有一定的真实性,虽则明史专家吴晗考据诗不是小小姐所作,但未必能推翻两女蒙难的事实。

再说私妓。私妓就是妓院里正式挂牌的妓女,换句话说,妓院工作是有营业执照的,注意,有时私妓院也被称为教坊,但切忌与上面一段的教坊混淆。妓女不见得可以任性地改行当家庭主妇。这是因为,她们都是幼年时候被家庭卖给妓院,那要相当大一笔交易费,是有法律合同的,称为卖身契。妓女或妓女的恩公出得起这笔钱(往往还要加价),方可脱籍。否则的话,那就只待人老珠黄后对江州司马哭诉“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了。这些妓女们自幼卖到妓院以后,鸨母会根据她们的秉赋教授基本的技艺,比如声乐、舞蹈、甚或绘画写诗。这当然就很高级了,不要说现在东莞的妓女水平不能比,就是天上人间的那些艺术院校的学生们恐怕都自愧莫如。六朝时期的名妓是苏小小,她那首“郎骑青骢马,妾乘油壁车”,对自由爱情的渴望洋溢在这首乐府风格诗的字里行间。解放前西子湖边尚有苏小小墓,不知道解放初期西湖边平墓行动里毁了没有?明清时期的南京秦淮河,钓鱼巷一带,十里珠帘,河房外混浊河水里的胭脂残痕更是出了名的。明末余怀的笔记《板桥杂记》,事无遗漏地介绍了秦淮河多姿多色,个性各异的妓女。此外,苏州和扬州也是盛产高级妓女的地方。二三十年代著名的美国旅华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1973),写过一本小说叫《军阀》(Warlord),不知道国内有没有翻译本出版?我这里有一本英文的。在小说里,赛珍珠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因苏俄革命而逃离远东的白俄女孩,辗转上海等地,最后实在无法,把自己卖身到苏州妓院里,小说里叙述了该女在苏州妓院所受到的各种新奇的性技术训练,令西方社会叹为观止。所以说,江南妓院里不仅要培训高雅的艺术,而且也要培训性技术。此外,家妓则是指年幼时被卖到达官贵人的妓女,她们是不对外营业的。

妓聊完,再来定义娼。娼实际就是最低等的妓女,往往是没有合法营业执照的妓女,在家私自接客。娼都属于家庭情况极差,本人色媸,或大妈级别的妇女。娼,包括价格低廉的妓女主要服务苦力们的性需要。这是古代社会一个严酷的事实,那就是稍微有些钱了,便三妻四妾,本来由于社会残害女婴,所有男女比例多不平衡,而权势阶级却又占有相当的妇女,结果贫穷的男子很多终身不娶。有一首古歌叫《雉南飞》,一个穷苦农夫五十多了,无钱娶妻,早晨到树林里,看见雌雄野鸡追逐欢悦,不禁凄然伤感自己的命运,遂作此歌。无钱娶妻是一回事,人的生理本能需要不全是同一回事,可以娶不到妻子,却可以通过娼妓解决性问题,否则这个社会就很难安抚下层百姓的基本要求了。这便是曾文正公一打下南京,便很快让秦淮河妓院恢复营业的原因。

解放初期十七年间,社会主义确实从理论上避免了男女配对的不均衡性,但也不是绝对解决了这个问题。比如,地富反坏子女就很难找到对象结婚。所以政府虽然自豪地宣称,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取缔了娼妓业,但实际上并不绝对彻底。三年困难时期,成都市民流传的,春熙路就有隐秘的站街女,一个饼子就可以卖身一次。我相信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广大农村地区仍然存在娼的。

再回到前面说了的周善培周大人的话题上,周大人痛感于国人的愚昧和顽劣,走马上任后第一板斧就是禁娼。禁娼也包括禁妓。禁妓容易,当时成都有条街叫状元街,那里面鳞次栉比着妓院,政府贴张封条似乎万事大吉。可是还有很多娼们,昼伏夜出,禁绝却也麻烦。周大人动用警察力量,挨家挨户调查,经邻里告发,确定某户女主是暗娼身份后,就在家门上挂一牌,曰:“监视户”!让其自爱。倘若有嫖客私自潜伏如监视户屋,则警察派出所得知后,罚款不在小数。他这么一扫黄,一时间全城风纪肃然,可是,娼妓们及其家庭的生活怎么解决?他用劝业的办法实在也解决不了,反而引起全城贫富嫖客们和娼妓们的怨声载道。据说有个嫖客晚上偷偷跑到周府外,也给周大人挂了一张很大的“监视户”牌子,成了成都官场民间的笑话。

如果说,我们永远生活在毛泽东时代,那么禁娼起码可以最大限度地禁止,但是现在,一切向钱看的新时代,出现了严重的贫富悬殊,如何解决贫穷妇女的生活问题?不是靠道德说教就可以解决了的,周善培禁娼就是个失败的例子。其次,还得考虑维稳这个当前和未来的大问题。据报道,不知是现在,还是未来十年,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男青年竟然比女青年多出高达三千万之差!政府既然声称为人民服务,考不考虑男青年的个人问题?考不考虑三千万男青年无法在成年以后的生理需要?就假定他们被迫做独身主义者,却不能不知道,他们实在需要人之正常生理欲望的满足。倘若他们因无法满足性欲而聚众闹事,这可不是开玩笑啊。

所以说,党和政府如果知道自己无法恢复三十年前的社会面貌,继续挂社会主义羊头卖资本主义狗肉的话,那就得考虑是否可以向管仲取经,把娼妓业合法起来,正经地收取高额税收,也满足了三千万性饥渴青年的人性需要。不要老停留在王毅那样的低标准“人权”上,什么解决了吃饭问题,就算吃饭问题解决了,性呢?我相信,政府里有识人士绝对不把性要求和吃饭需要分开。

不管你政府像老毛时代那样绝对禁止娼妓也好,还是恢复解放前几千年的卖淫合法化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可政府现在却一方面高调扫黄,一方面却对警察暗自养娼听之任之,以此勒索嫖客的钱财,结果你的扫黄不过成了勒索嫖客的高额钱财的幌子。这样表里不一的治国只会使你们高唱道德治国的宣传成为一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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