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Chi 于 July 14, 2001 23:34:29:
【前头的话】淘弄到大江建三郎诺贝尔演讲辞的日文本，好不容易，屯子里就是不方便！译完了，出了一头小汗。主要是吃不准文中引用的法语，望校友们帮助，指正！这里给你看的是日本人的另外一面，人文性的一面。看看对咱屯子有什么启示。
我和暧昧的日本
大江建三郎
在那不幸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还是个少年，住在距此遥远的小村子里。那是个偏远的地方，树木繁茂，位于日本的四国岛上。那时有两本书使我从心底里着了迷，就是《哈克贝里．芬》和《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整个世界被一波又一波的恐怖而袭扰，而我读过了《哈克贝里．芬》之后，却在夜间走出山间小屋的家，进入山林并睡在树木中间。我那孩童之心，见证了这样在户外安居，初次感受到了自信的根据。后一本书《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中的主人公，由一个少年被变成小孩，他懂鸟语并进行了一次冒险的旅行。我从这个故事里获得了各种感官上的快乐。首先在第一层意义上，在四国岛上密林深处，这个我祖先久已住过的地方，我有个新发现：书中那样的世界和那样的生活是真正自由的，对此我确信无疑。其次，我同情并将自己认同为尼尔斯──一个顽皮的孩子，横跨瑞典旅行，与野鹅为友并为它们而战，将自己变成小孩，天真无邪，充满自信而谦逊。最终回到想念的家里时，尼尔斯不停地呼唤着他父母的那种语言，也许是表达喜悦的最高形式吧。我随着尼尔斯的呼唤，感受到情感被净化被提升了。
"Maman, Papa! Je suds grand, je suds de nouveau un homme!" cria-t-il.
(“妈妈，爸爸”他呼喊着，“我大了，我又一次成人啦！”)
我沉迷于这一句：“ je suds de nouveau un homme!”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在生活的不同方面不断地遭逢坚难，这包括在家庭里、在同日本社会的关系上以及在二十世纪后五十年间我的总体生活方式上。将这些痛苦经历以小说的形式呈现出来，我挺到了今天。在这过程里，我以叹息的方式，反复吟诵着这样的声音：“ je suds de nouveau un homme!” 此时此地，我无忌讳地谈论个人的事，也许不合适。但请允许我说，我写作的基本风格是由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再同社会、国家、世界相关联的。请原谅，我还要再谈论一些个人的事。半世纪前，少时的我在丛林深处读《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时感觉到其中有两个预言。一个是，有一天我可以懂鸟语；另一个是，有一天我同我亲爱的鹅一起飞翔，到达我想往的斯堪地那维亚。
我婚后生的第一个孩子是精神残障儿。我们为他取名“光”。他小时候只对鸟叫声有所反应，从不回应人的声音。他六岁那年夏天，我们外出到乡间小住。他听到树林另一端湖边水车的摇曳声，然后以野鸟叫声唱片中讲解员的腔调，说出了：“那是水车！”这是我儿子第一次用人类语言说话，从那时起，我们开始用语言与他交流了。
光现在残障人职业训练中心从事作曲工作，而这样的训练中心是从瑞典学来的并在我国社会建立起来。是鸟儿换醒了他并将他引领到人间音乐中。光为我这个作父亲的实现了上述第一个预言──有一天我可以懂鸟语。我还要说，伴随着我的生涯，我妻子发挥了最丰富的女性力量，她就是那个名为Akka的鹅，我们一起飞到了斯德哥尔摩。至此，前述的第二个预言也愉快地达成了。
川端康成是第一个站在这里演讲的日本作家，他的讲题是《我在美丽的日本》。乍一看，这题目很美，也很暧昧。我在此用英语“VAGUE”这个词来表达日语形容词“暧昧”。这个日语词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英译，川端也许在演讲中故意选择了如标题所显示的暧昧性。在日语中，“美丽的日本的”这一片语的意义，是由其后的助词“の”的功能所决定的。
首先，这个标题可以意味着“属于美丽的日本的我”。也可以解释为“美丽的日本”和“我”是以并列的关系被提示的，正如川端的演讲的英译那样：“日本、美丽的和我(Japan, the Beautiful and Myself")”，作如此翻译的这个练达的“翻译者”并没成为“叛逆者”。
以此为题，川端谈论了一种独特的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是日本式的，也广泛存在于东方思想中。这里我用“独特”一词意指禅宗佛教的趋向。尽管川端是个二十世纪的作家，他却以中世纪禅僧的歌词来描述他自己的心灵图景，而那些歌词多数又是基于“真理不可言谕”的主张的。按照这一哲理，言辞是闭索在它们的壳中的，已自动放弃了与它的对象的共享，读者不能指望对那些言辞有所理解或在内心与其共鸣。
川端为什么要在斯德哥尔摩的听众前用日语朗诵那些歌词呢？他在杰出生涯的晚期所达到的直率和勇敢，令我怀念。他以那样的勇敢作了关于个人信念的告白。小说家川端有着长期痛苦经历，被那些和歌的魅力所吸引，而那些和歌又是那么不可及，它们本身拒绝任何彻底了解它们的企图。只有通过这样的告白，他才能够谈论“日本、美丽的和我”，即他所生活的和所创造的作品中的世界。
令人注意的是，川端在结束他的演讲时说道：“有论者评我的作品是虚无的，但这不是西方的虚无主义。二者在心性上有着根本的差别。道元将其四季歌题为《本来之面目》，籍讴歌四季的美，强烈地诠释了禅宗哲理。”我在此也体察到他的勇敢和直率的自我主张。一方面，川端将自己为禅宗哲学传统和美学理念，这些长期地存在于东方古典文学中。另一方面，他以他的方式区隔了作为他作品属性的“虚无”及“西方的虚无主义”。这样做，他发自内心地向着未来的人类呼唤，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正是把信念及希望寄托于未来的人类。
说实话，相较于我的同胞川端来说，我觉得与爱尔兰诗人叶芝在精神上更亲近。
前者二十六年前曾经站在这个讲台上；后者则在七十一年前，与我现在的年龄相近时获得了诺贝尔奖。当然，我并不是说我同天才平起平坐。诗人威廉．布莱克的作品被叶芝在本世纪复兴，他曾写道：“…如闪电，跨越欧亚，到华夏，到扶桑…”
过去的几年间，我至力写一套三部曲，希望这是我创作生活的颠峰。迄今前两部已发表，最近又写完最后一部。这套书题为《燃烧着的绿树》。这一标题来自于叶芝的诗《踌躇》中重要的一阕：
枝梢至树干
一半燃烧
一半葱绿
仍带着露珠
实际上我的书是受到叶芝整部诗集的影响而写出的。大诗人W．B．叶芝获奖时，爱尔兰上议院为祝贺所提的议案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的文明将以叶芝议员的力作闻名于世，……从破坏性的狂热，走向人道的正气，这正是叶芝文学的可贵之处……。”
我将尽我所能，继承叶芝。我之所以如此，是为了我国的文明事业。这个国家不是以文学和哲学、而是以电子工程和生产汽车而闻名于世。我之所以愿意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国家在不久以前，以“破坏性的狂热”对本国及邻国的“人道的正气”进行过践踏。
这样至今还活着的人，这样对过去带有痛苦记忆的人，我不能应和川端来讲“美丽的日本的我”。刚才我提到了川端这一演讲题的模糊性，用了英文词“VAGUE”，此后我要用歧意性(AMBIGUOUS)定义“暧昧”这个日语词。按照英语圈的大诗人凯瑟琳．莱恩所说的“……她还没有模糊(VAGUE)到歧意(AMBIGUOUS)的程度……”(She was not so much vague as ambiguous)。因此，我在谈论我自己时，只能以“我和暧昧的日本”(Japan, the Ambiguous and Myself)为题。
日本自打开国门以来，经历了一百二十的现代化历程。她从根本上被劈裂为具有暧昧性的两极。作为作家的我也带有这种两极性的心灵伤生活着。这强烈尖锐的暧昧性将这个国家及她的人民劈裂开来，并以各种行式浮现。日本的现代化是以成为西欧的一员为方向的，而她本身又处于亚洲并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歧意的取向驱使她成为亚洲的侵略者。另一方面，对西欧全面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在西欧不被理解，或至少是理解受到阻碍，盲点和误区一直存在。而在亚洲，日本不但在政治上，且在社会及文化上都处于孤立状态。
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最自觉而诚实的是所谓的“战后文学家”。他们在战争结束时登上文坛，被战争的毁灭性所伤害，抱着新生的希望。他们带着巨大的伤痛，力争在鸿沟上架起桥梁。而这鸿沟不仅存在于西欧发达国家和日本之间，还存在于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 之间。他们处心积虑试图补偿日军在亚洲国家非人道行为所造成的痛苦，期望从此和解。我一直牢记他们，表达他们的关点，坚定地跟随他们，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后现代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她及她的人民的现状，只能用“两意性”来描述。日本国和日本人在大约五十年前战败了，即在其现代化历史的中间点碰上了太平洋战争。“战后文学家”一直以当事者的身份表达他们的想法，在巨大的痛苦和悲惨中再度出发了。向往新生的日本人，誓言实行民主和永不再战，并以此作为新日本人的基本道德准则。与此相鄙的是，包含这样的道德的个人及社会，并非是无伤的，而是带着亚洲侵略者的这个历史伤痕的。还有，在广岛和长崎──人类首次受到核攻击的地方，死去的人和放射能至残而活着的人及其后代，其中包括数万以朝鲜语为母语的人们，对于他们来说，我们的这个道德也不断受到质疑。
当今，日本受到国际间的指责，指她在联合国维持及恢复和平的军事行动中应承担积极的角色。每每听到这样的指责，我感到痛楚。然而，日本为再出发而制定的新宪法，是以不再战誓言为核心的。带着痛苦，日本人选择了永不再战作为走向新生的道德基础。
西欧国家中，有这样一个传统，即对于出于良心而拒绝应征入伍的人给予宽容。这种思想不正是对不再战原则的最好的理解吗？日本国内总有些人企图从宪法中抹掉“放弃战争条款”，他们在国内策动的同时，还利用国际的或所谓外部压力。他们的策动若得逞，无论如何是对亚洲、广岛和长崎的牺牲者们的背叛。作为小说家的我，不能不对其后果担忧。
超越民主主义原理并被置于绝对价值地位的旧宪法，长期以来受到市民在情感上地支持。这种情感在新宪法业已存在了五十多年的今天仍然实际地存活着。在战后的现代化的废墟上，日本人挣扎着再出发，祈念普通人性，以此为再出发的道德准则，并将它确立为制度，此外另立原则都是徒劳的。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不能不为此倾注心力。
另一方面，暧昧是个慢性病。从世界经济整体结构及环保中各种潜在的危险来概观，日本经济的繁荣也加剧和培育了病情，还增添了种种新症状。这在国际批评家眼里，比我国从内部看，应更加明显吧？在战后经济最困难时期，日本人坚忍，从未失去对复兴的希望。而现在，说起来很奇怪，对繁荣中的身不由己，对继续前行感到巨大地不安，我们却有忍耐力。从另一角度看，日本的繁荣正渐渐地统和于亚洲的生产及消费这两个潜势中。
在这样的时代，作为反映东京的巨大的消费文化及世界亚文化的小说，和以严肃文学创作为己任的我们，应表现日本人怎样的性格呢？W. H. Auden曾将小说家定义为：
“在正直人中即正直，在污秽中亦污秽，独处时的弱者，人类共遭迫害时，他们也只能被动受伤”。以如此职业为生存方式，已成为我的“人生习惯”(Flannery O'Connor)，作为后天性达成这种“习惯”的我，以什么样的日本人对自己进行再确认呢？
关于所希望的日本人格形像，George Orwell 喜欢用的形容词是人性的(HUMANE)，建全的(SANE)，合宜的(COMELY)。这些词合在一起即为一个词：高尚的(DECENT)。仅以表面上简单的词汇之间的对比，“暧昧的日本的我”之中的含义，也就明确了吧。我们内心想要的形象和从外部看到的形象之间有着大而令人啼笑皆非的差异。
若以法语“HUMANISTE”表达这种优良的日本人的形象的话，它则包括宽容性、人性等内容。这两个词联合起来应无疑于George Orwell 的“DECENT”。我们的先行者已为建立这样的日本人性格开始了坚苦的努力。渡边一夫即为其中的一员。他是研究法国文艺复兴文学及思想的学者，在二战的前夜和其间，他被爱国的狂热包围，独自懊恼，同时梦想将人文主义加入到日本传统的审美意识和自然观之中，这种审美意识和自然观是不同于川端所抱持的“美丽的日本”的。
日本建设西欧模式的现代国家的方法是灾变性的，而日本知识分子则以不同的方式在最深层次上填补日本与西欧之间的隔隙。这是一项坚苦的劳作，其中充满乐趣。渡边教授对拉伯雷(F. Rabelais)的研究是日本知识界最杰出的和富有成果的。渡边战前在巴黎留学。当他对导师说他决意将拉伯雷译成日文时，这位老成的学者对他的渴求知识的年轻日本学生回答说：“L'entreprise inouie de la traduction de l'intraduisible Rabelais”。另一位法国学者也给予鼓励：“Belle entreprise Pantagru‚lique”。渡边一夫在二战中及随后的美军占领期的贫困中，不但完成了这个大事业，还把其它法国人文主义者的生活和思想移植到那时的混乱不堪的日本，这之中有拉伯雷的先行者、同时期人和的他后来人。
在人生和写作两方面，我都是渡边一夫的弟子。我以两种方式受到他的影响。一是我写小说的方法。我在他译的拉伯雷的作品中，具体地学到了Mikhail Bakhtin 所建立的“怪异现实主义形象体系”或称“大众笑料文化”；物质和肉体原理的重要性；宇宙、社会、肉体的诸要素间紧密的联系；死与再生情感的交织以及颠覆社会等级关系笑料。
对于边缘性国家中边缘地区的我来说，这种形象系统为我寻找以此为根基而带有普遍性表现手法开辟了道路。从此点出发来说，我并不代表是作为新兴经济的亚洲，而代表着孕育于长期贫困并混杂着丰饶的亚洲。说得隐喻一点，我属于金芝河(韩国)、郑义和莫言(中国)这个作家群体。对我来说，文学的世界性首先是由这些具体的关系体现出来的。我曾参加了为那位韩国的优秀诗人争取政治自由而绝食，我至今仍为天安门事件以后失去表达自由的中国作家的命运而担忧。
渡边对我影响的另外一方面是他的人文主义。我把它当作欧洲思想完整有机体接受下来的，在米兰．昆德拉所着《小说的精神》中的定义可以体会到。在精读史料的基础上，渡边写了许多评传，如拉伯雷，Erasmus、S‚bastien Castellion和与亨利四世有关的女性 Marguerite 和Gabrielle Destre。通过这样做，渡边要教给日本人人文主义，宽容的重要性及人对自己造出的机器的奴隶性。他的勤奋努力传达了丹麦文法学家Kristoffer Nyrop的名言──不抗议战争就是战争的共谋。渡边一夫不但将西欧人文思想移植到了日本，也将文艺复兴以后诸多思想家由欧洲母体向日本移植。他不但经历了“不可能的事业”，还挺过了“entreprise Pantagru‚lique”。
作为渡边的人文主义的弟子和小说家，我希望我的工作能使以语言表达的人以及这些语言的读者们能从他们的个人的和时代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愈合各种灵魂的伤痛。被暧昧性格劈裂的日本人，我一直努力通过文字愈合这些伤痛，并从此复建。我也希望这成为讲日语的同胞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恕我再谈论我个人的事。我那精神残障的儿子光是被鸟儿唤醒到巴赫与莫扎特的音乐里，进而从事作曲的。他最初写的几部短曲就如同草叶上闪光的露珠，充满新鲜光泽和喜悦。
当光写出更多的曲子时，我作为父亲只能在其中听出阴暗灵魂的哭泣声。智力残障的他，专至于作曲为人生习惯，不断发展技巧、深化构思。这使他从心里认识了他自己，这种黑暗中的悲悯是无法用语言来探寻的。那个“阴暗灵魂的哭泣声”是美丽的。以音乐来对这一行为主体的暗中悲哀的抚慰，也抚慰着他同时代的听众。我从此有理由相信“艺术的优雅的愈合力”。这个信念并没有充份验证过。对于这信念，以二十世纪畸形发展的技术和交通所垒积的伤害，如果可能的话，我愿以一孱弱之躯，承受这全部错误的痛苦，并以我一个世界边缘者的身份，为全人类的愈合及合解，探求一下我所希冀的DECENT和HUMANISTE解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