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风 于 October 28, 2001 20:54:36:
引言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之变，事起仓卒，震惊中枢，几摇国本。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岐异，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中正以国家统一，始基已具；且东北军痛心国难，处境特殊，悲愤所激，容不免有越轨之言论，如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
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同是黄、炎胄裔，患在不明国策，岂甘倒行逆施？中正身为统帅，教导有责，此身属于党国，安危更不容计。爰于十二月四日由洛入关，约集秦、陇剿匪诸将领，按日接见，咨询情况，指授机宜；告以剿匪已违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最以坚定勇往、迅赴事机之必要；又会集研究追剿方略，亲加阐示。虚心体察，实觉诸将领皆公忠体国，深明大义，绝不虑其有他。不料仓卒之间变生肘腋，躬蹈其危；推诚之念虽笃，虑患之智不周；此皆中正不德所致，于人何尤？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变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规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倡乱者同具良知，亦必自悔其轻妄之不可追赎也。自离陕回京以来，叠承中外人士，询问变乱当时躬历之情形，中正受党国付托，陷身危城之中，方自惭疚之不遏，何敢再有所陈述。即欲拥事纪实，已不能无挂漏之感，亦何以避免揭人之短与扬己自诩之嫌。叛部虽早已不视余为其上官，而余则不能不认为我之部属；部属之罪恶，实亦即余之罪恶；琐琐追述，又适以自增其愧怍。
唯以诸同志及各方友好，均以不能明悉当时实情为缺憾，爰检取当时日记，就一身经历之状况与被难中之感想，略纪其概，以代口述。凡以志余谋国不臧与统率无方之罪而已。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
十二月十一日
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及回厅前，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汽车多辆向东行进，以其时已届余每日治事之时间，即入室办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
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 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是晚招张、杨、于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于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亦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间餐毕，将邀诸人、同往也。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来见时
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以时迟，亦遂置之。
十二月十二日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再遣第二 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盖余此来仅携便衣卫士及卫兵二十人，而行辕大门外之司警戒者，即张之卫队营也。少顷，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来报“叛兵已蜂涌，入内本已冲过第二桥内，被我等猛射抵御，
死伤甚多；叛兵知我内卫线已有防备，刻已略退，请委员长从速离。”竺、施等报告方毕、毛区队长裕礼亦派传令来报曰：“叛军已冲入二门，但接后山哨兵所电话，称该处并无异状，亦未发现叛兵。”余问：“毛区队长在何处？”答：“区队长正在前院第二 桥前假山旁率队抵抗，速请委员长先登后山。”余问：“叛兵如何形状？”答曰：“戴皮帽子，皆是东北军官兵。”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辕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兵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如余能超越山巅，待至天明，当无事矣。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卒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岭陡绝，攀援摸索而上。约半小时，将达山巅，择稍平坦处席地小憩，命卫兵向前巅侦察少顷，四周枪声大作，枪弹飞掠余身周围而过，卫兵皆中弹死。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围之中，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计，决计仍回行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疾行下山。
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荆棘丛生，才可容身。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起而复仆者再只得就此暂息，以观其变。
时天已渐明，由穴中向外了望，见骊山下已满布军队。旋闻山下行辕外机关枪与迫击炮声大作，约半小时许，知行辕卫兵尚在忠勇抵抗而不肯屈服，故叛兵用炮进攻也。计此时当已九时许矣。自此即不闻枪声。叛部乃四出搜索，经过余所在之穴前后二次，均未为所发觉。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时叛部搜索益急。闻岩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也。”
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以一枪再说。”又一叛兵呵止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则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者，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孙随护下山，至华清池行辕前，余欲入内稍憩，见门内物件纷乱，尸体枕藉。孙坚请余登车入西安，谓：“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命，请委员长入城。”余命孙：“找尔之副司令来！”
孙曰：“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于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余怒斥曰：“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
孙与第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又向余敬礼，请登车入城。
余欲见汉卿询其究竟，遂登车行。
孙铭九与唐君尧旅长既扶余登车，夹坐余之左右；另一 副官坐车前，即张汉卿亲信之侍从谭海也。车向西安城直驶，经东关，遥见张汉卿之车，唐旅长谓：“副司令来矣！”既近，实非张，乃来传令送余至何处者。唐旅长询前坐之谭副官：“送委员长至何处？”副官答：“新城大楼。”新城大楼者，即西安绥署，杨虎城所居。余闻而大疑：以围攻叛变者为东北军，何乃送余至杨处？时车已近东门，见守卫兵士均佩“十七路”臂章，余更为骇异。继思昨晚约宴各将领，虎城未到，必以先赴张宴，为张所绐，被其扣留，更念中央在西安之高级将领，必为其一网打尽矣。顷所见佩“十七路”臂章之兵士，疑系张部将第十七路军留西安部队缴械后，褫其军衣而令东北军服之，以掩人之耳目者。盖虎城参加革命之历史甚久，亦为本党之老同志，信其不致附和叛变也。既入城，唐君尧向余喟然叹曰：“委员长鬓发渐白较二年以前我等在庐山受训时，苍老多矣！国家实不能一日无委员长！只看西安城内之繁荣景况，与二年以前大不相同，非委员长主持西北建设，曷克臻此？甚望委员长善自珍重！”余未及答。十时，抵新城大楼。
余既入绥署，未见虎城。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九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宋告余以：“副司令请委员长在此休息，副司令不一时即来。”余乃命觅张汉卿来见。约半小时后，张始来，对余执礼甚恭。余不为礼，张垂手旁立。余问：“今日事，尔事前知之乎？”答：“不知。”余谓：“尔既不知情，应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阳，则此事尚可收拾。”张谓：“事变实不知情，但我有意见欲向委员长陈述之。”
余谓：“尔尚称余为委员长乎？既认余为上官，则应遵余命令，送余回洛阳；否则汝为叛逆，余既为汝叛逆所俘，应即将余枪杀，此外无其他可言也”张谓：“委员长如能听从余等之意见，则当然遵委员长之命令。”余斥之曰：“尔今究自认为部下乎？抑敌人乎？如为部下，则应服从命令送余回洛；如为敌人，则立毙余可耳！二者任汝择一行之，他不必言；即言，余亦不能听也。”张遂自述其此次行动之动机，非叛变而为革命。余厉声叱止之曰：“然则尔尚诿称今日之叛变为不知乎？”
张言：“即是敌人，亦有谈判余地。”余愤极，诘之曰：“敌人尚有话可说乎？尔以余为何如人？余岂能屈于叛逆与降服于敌人之劫持与威胁者？”张气少馁，谓：“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倘国民赞同余等之主张，则可证明余等乃代表全国之公意，委员长即可明余之主张为不谬，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余应认错，请委员长再出来收拾。余始终自信为无负于委员长之教训。现在请委员长息怒，徐徐考虑之。”余闻其“交人民公断”一语，乃知彼辈杀余之毒计，将假手于暴民之所为也。余乃怒诘之曰：“尔妄想国内民众与舆论能赞同尔等叛乱乎？恐即尔等素所称为‘人民阵线’者，亦不至赞成尔今日之狂谬行动！尔自称为‘革命，’叛逆亦可称‘革命’乎？陈炯明何尝不自称为革命，天下人谁能信之？
尔之部下即在此室之周围，尔犯上作乱如此，又将何以率属，何以为人？尔能保尔之部下不效尤尔今日之所为者以施于尔身乎？尔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宽容庇护，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真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身之地矣！尚不自悟，余实为汝危之！”张闻言，顿时变色曰：“尔尚如此倔强乎？”余反诘之曰：“何谓倔强？余为上官，汝为叛逆，国法军纪对汝叛逆均应执行惩罚，况斥责乎？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余今日身在尔等叛逆之手，余即代表整个民族四万万人之人格，人格苟有毁伤，民族即失其存在。尔以余为威武所可屈而向汝叛逆降服乎？今日之事，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亦必无负于生我之天地父母与全国国民！尔小子何知，乃妄想余为尔所威胁，而视余今日之正气为
倔强乎？尔如有勇气则立时毙余，不然，则认错悔罪，立时释余。否则尔既不敢杀余，又不能释余，则尔将来更何以自处？余为尔计应立即毙余，乃为上策。尔曷不决然杀余耶？”彼闻言低头不语，神色沮丧移时问：“尔真无考虑余地乎？余去矣！”余挥之曰：“去休！”彼乃改容以请曰：“移居余处何如？”余曰：“决不入敌人之居。”彼又谓：“在此不甚安全。”余答之曰：“余不需汝保护！”彼坐而复立者数次，在旁窥察余之神色态度。余闭目不理之如此半小时，屡言：“余欲去矣！”继又坐，命役人以食具来，请余进食。余谓：“余生已五十年矣，今日使国家人民忧危至此，尚何颜再受人民汗血之供养而食国家之粟？况义不食敌人之食！”坚拒之。张仍侧立，甚久而不去。余问：“邵主席何在？”彼答：“亦在绥署前面。”并言：“中央诸将领均安全，毫无损害；唯钱慕尹以格拒变兵，被枪伤，然亦仅耳际略被擦伤而已。”余命其请邵主席入见。彼乃命卫兵往觅邵，而仍旁立未行。
数分钟后，邵主席力子来见，询余起居毕，张即告退而出。余问邵：“自省府来乎”邵曰：“自绥署卫士队队长室来。
顷钱慕尹亦在彼处。慕尹受枪伤，弹由胸穿背而出，出血甚多，即将移地疗伤矣。”其时，张虽退去，而宋营长仍侍于门次。余两次命宋退，且闭室门；宋未从，余自起阖之。宋遽举足入内，谓：“请原谅！奉有命令，侍护左右，不敢阖户也。”
余知其为监视，亦遂置之。以向所语张者约略告邵，并即起草一电稿致余妻，交宋营长转张拍发。盖自分以身为革命殉，不能无遗言以告家属。邵见余已决心牺牲，凄然有感，谓：“委员长顷所语张之二事，逆料回洛必不可能，加害亦决不敢；但旷日持久，或生他故。委员长以一身系国家之安危，应以安全为重。忆民十六年、二十年曾两
次辞职，但均以党国需要，不久复出，此次可否考虑及此？”余庄言告之曰：“余信人太过，疏于戒备，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回京以后，当然向中央引咎呈辞，并请严加议处。但断不能在部下劫持之形势下，在西安表示辞职；即彼欲要挟余发布何种命令，或签认何种条件，余亦宁死必不受胁迫。余若稍事迁就，以求苟全性命，将何以对四万万国民之付托耶？”邵闻言无语，见余衣薄，请加衣。余告以无需。宋营长进皮袍，亦拒之。侍役以早餐及饼干进，挥去勿食。其时体惫痛不能复支，乃就床睡。邵再四珍重而去。
邵去后，宋营长入见，问：“委员长尚识余乎？”余告以不识。宋谓：“学生乃军校第八期生，距毕业仅二月，教育长不知以何原因将余开除，与委员长固有师生之谊也。”宋侍余甚周到，奉衣奉食，婉劝数次。并劝余：“此时对张徒责无益，不如容纳其一二主张，俾此事能从速解决：否则于国家、于委员长均极不利。”如此诤谏，前后凡数次。余屡命之曰：“我在学校时如何教诲尔等，尔当能忆之。革命者所恃唯人格，余今不能苟全性命以亏损人格。在校如何教，自身即应如何做。若行不顾言，何以为人师乎？”宋唯唯而退。是日终日未进食，侍役皆彻夜未睡，午夜一时，宋尚入室视余。
十二月十三日
八时起，侍者入言，张清晨六时即来此，以委员长方睡，不敢惊动。余命再请邵主席来。未几，张又来，执礼甚恭如昨，对余请许其再进一言。答以疲甚，无精神说话。彼无言退出。
宋文梅与绥署侍者以早餐进，且声明此为彼等私人所购备者。谓：“我等知委员长不愿再食公家之食，特以私人出资为委员长备此。委员长一身系国家民族之重，昨已终，勉为进食。委员长自身即不为身体计，亦应为国家珍惜此身。”余曰：“多谢尔等之意！
余此时尚不觉饥饿，如需食时，当再告尔等也。”是日，仍竟日未食。而侍者每一小时必进茶点一次，意极殷勤；见余不食，辄忧形于色。此种诚意，出自内心诚执之流露，亦殊令人感动。十一时，力子又来见。余腰部及腿膝均作痛，不能起坐，邵乃坐床侧与余谈。宋营长仍在旁监视，如昨日状，余命其暂退，宋谓：“奉张副司令命令，不敢擅退，务请原谅！”
自始至终监视未撤去。邵言：“张顷来访，力言委员长在绥署起居太不便，今特预备高培五师长宅，供委员长居祝彼处前有草地，房舍亦清净，且有御寒设备，于身体较宜。移居后，张亦得朝夕趋竭。以委员长盛怒未已，不敢进言，故嘱余转劝。”邵言毕，余告以：“决不能迁住何处。此为西安绥靖公署，亦即为行政院在陕之机关。余为行政院长，唯居此乃为无亏于职守。汉卿如不能送余回洛，余即死于此，可以此言告之也。”邵又言：“张谓委员长怒气太盛，每见必严词诃斥，致不能尽所欲言；如再进见，盍少假以词色？”余告邵曰：“余对汉卿期许过殷，且彼平日每自认为子弟，甚至谓事余如父，则余对之严词诃责，亦何不可？汉卿平日在余前畅所欲言，但在今日，则必汉卿不提出任何条件，余方能倾听之。可告汉卿：勿受人迷惑，作联俄梦想；亦勿自以为即使失败，尚可漫游海外。须知如此做法，如不速自悛改，世上无论何国、何人，皆不以为友，直将为举世所不齿耳。汉卿今尚自谓尊敬余，信仰余；应知凡自称尊敬、信仰领袖者，如闻他人诬谤其领袖而不亟起纠正制止，反以中立自居或默认其说，则其尊敬与信仰皆为不诚，终必叛变其领袖，而自趋于灭亡。汉卿日前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时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如再晤张时，可以昔日余脱离陈炯明之故事告之。盖陈炯明之叛总理，余早已察知其微。余昔奉总理命，参加陈氏戎幕，陈氏初甚信任余；嗣陈氏知我信仰总理之心无法撼动，乃忽变态，时时加余以难堪，余皆愿为革命忍受之。一日共餐，叶举在座，大言诋毁总理，谓‘孙大炮’如何如何；陈氏态度自若似无所闻。余愤不可遏，置箸离座，邀陈至别室，问以亦闻叶举所言否，何以任令毁谤总理而不纠正之？陈漫词慰解，终无诚意表示。余遂知其必叛总理，立即束装归里。迨陈氏实行叛变，总理蒙难，余冒险犯难，驰赴黄埔，随侍总理于永丰舰中，与陈氏作殊死战，势不两立。凡人信仰领袖，必绝对服从，不可有丝毫之怀疑，更不得持中立态度。汉卿今日之事，所由来亦非一 朝一夕，乃仍矢言信仰余；服从余；此真未闻革命大道，宜其一切轻率，毫无诚意与定见，殊可悲也！”旋问力子：“曾见虎城否？何不令其来见？”并嘱力子移入大楼与余同祝力子诺之，尚不知张等允许否也。
是日，张连来见余四次，神色较前沉默。晚间，又穿军服来见，启门见余睡，即言：“委员长已睡，不惊动了！”旋即出至大厅，似集多人有所商，声细不可辨，似闻有交人民审判之语。是夜十二时半，宋文梅入言：“孙铭九来见。”余告以已睡，宋又言：“孙必欲入见，乃来请委员长移居者。”孙即入内，携手枪见余，频言：“今晚必请委员长立刻移居。”余曰：“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决不移出此室。尔等二人俟我死后，可传命即以此室外大厅为余营墓可也。尔持武器入室，形同胁迫；余此时虽无武器，须知余有正气，欲杀则杀我可耳，但决不移居。”孙词色稍和缓，频频请移居，至二时尚不去。
余大怒曰：“黑夜持武器缠扰不已，是何理由？余为尔之上官命尔立即出去，即应遵命立即出去。”孙乃退。余知叛部之意甚险，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斗争。自念幼读圣贤之书，长隶革命之籍。古来忠烈，刀锯鼎镬，甘之如饴，千载下犹懔然有生气；景行既夙，应求无愧。而总理之大无畏精神，尤为后死者所宜秉持勿失。逆料今后险恶情状，可以想像而知。
昔耶稣受恶魔四十日之磨折试炼，其恶战苦，斗尤甚于余今日之所遇；余唯提高正气之力量，以与叛部作激烈之抗争，且当准备以十字架被难之精神，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作最后之牺牲，以求不愧于慈母之教，无负于同志之望而已。到此，自验此心究竟作何景象，只觉神明泰然，无负平生所期，引为自慰。
十二月十四日
早晨，张又来见，立门后，对余流泪，若甚愧悔者。余未与之言，半响，彼无言自去。余命侍者请邵主席来见，待一小时尚未至；再四催询之，支吾其词以对。余察彼等态度甚可疑，意邵已离绥置卫士队长室，或已遭不测欤？悬念不置。正午，张又来，仍申前意，坚请移居，谓：“此间警卫均非我所能指挥，进见时说话甚不便，对委员长之起居与安全亦不能完全负责调护，心甚不安，无论如何，请迁住高宅。”
余答称决不移居。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无论如何，居此间决非办法。委员长虽坚不允移居但余必以全力请迁出此室；委员长不肯自行，我亦将背负委员长以出。”余仍力拒其请，并明告曰：“除非送余回京，否则余决不离此。”张曰：“我欲委员长移居者，乃欲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而不使人知也。”余曰：“余如离开西安，必须正大光明堂堂皇皇的出去，决不能鬼鬼祟祟随尔潜行。人格重于生命，已一再为汝言之矣。”言至此，张突出端纳之电示余谓端纳即将来此。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此次乃受余妻之嘱，来陕探视余之生死者也。余告张以端纳到时，可嘱来见。张仍力请余允其移居。余不欲与之多言，仅谓迁居事，待见端纳后再说。
张又泣下，久之始去。
下午四时，命杨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问杨何以收拾此变局，杨谓：“余等始意不如此，后来做得太坏，实无以对委员长；现唯以委员长之命是听，委员长谓应如何则如何耳。”余又问：“最初发动之情形究竟如何？”
杨只谓初时实甚简单，而不肯明言其他。余告以：“万想不到尔等受人煽惑，中人毒计至此，然余亦不能辞其责；余平日推心置腹，防范太疏，致启反动者煽动部下之祸心，以肇此变，即此应向中央及国民引咎。尔等应即收束此局，送余回 京，并向中央请罪，庶变乱不致扩大以贻祸国家。当知救国大计，已为尔等贻误不少矣！”杨称当退与诸人商之，遂出。
下午五时，端纳来见。以一异国人而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省视，其忠义足令人感动。见余，询安好毕，出余妻之手函示余，即自请与余同祝余允之。端纳谓：“此间起居，实太不便，务请珍重身体，另迁一处。”其时张亦在侧，力曰悔悟，意似颇诚，谓：“只要委员长俯允移居与端纳同住，则此后一 切事，大家均可听命办理，并早日送委员长回京。”端纳亦坚请。余不忍拂之，遂以下午移居于高宅。当时细思张如此一 再坚请余移居，终不明其故；或彼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时久恐余与杨接近，则彼无从作主欤？
移居以后，张入见。余询以：“今既移居矣，尔等已决定送余回京否？可速商定来告！”张忽谓：“此事殊不简单，既有多人参与，一切须取决于众议。且我等已发通电陈述主张八项，总须容纳数事，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若毫无结果，则众意必难通过。所谓八项主张者，即：（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余责其食言无信，勿令终其词，并谓之曰：“勿论尔等主张并无何种意义，即再说得动听些，而尔等行动如此背谬，亦必无人见信，更无任何人能赞成之也”张又继续陈说其八项主张之理由，欲余酌加考虑，余谓：“已决心牺牲此身，以维持国家之正气，成仁取义，筹之至审。在新城言之已详，何终不省？
须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万难劫夺，余决不稍有迁就。非余到京，不欲听尔对此事有只字之陈述，多言无益也。”张谓：“尔亦太专制，余即为一人民，亦应让人民有陈述国事意见之机会。”余谓：“今日余即担负国家存亡之责，凡效忠民国之国民，此时皆应听中枢与领袖之命令；反之，若劫持领袖，强迫领袖，岂尚得自称为人民？尔为统率军队之军人，更何得自居于人民？今日凡危害国家者，即为余之敌人，亦即为国民之公敌。即使尔自居于人民，如欲说话，亦应在国民大会或地方议会中去说，至就政治及党的组织系统言如有意见，亦应向中央依法陈请。尔等躬为叛变，不速自悛悟，尚托于陈述国事意见以自解，其谬孰甚！总之，余不回京，尔无论有何条件或主，均不能谈。”张问：“回京以后，则可向中央提出欤？”余谓：“余可允尔等提出于中央，但余必声明：余不能赞成尔等之主张。”张谓：“你不赞成，则虽提何益乎？”
余曰：“党有纪律与议事规则，余不能独断，可否应决之于多数也。”张半晌不语，旋谓：“委员长人格实太伟大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实太右太旧！”余问：“何谓右？何谓旧？又何谓太右？”张茫然不知所答，继乃言：“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余曰：“余不知尔所看之新书几何，且尔之所谓新书者系何种书籍？尔是否以马克斯资本论与共产主义之书籍为新乎？尔可将尔所看之新书择要问余，余可为尔详解也。须知精神之新旧，不在所看之书之新旧；尔岂知尔等之所视为新书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久之，张又谓：“举一列以言，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为何不从成功着想，而只求成仁？且我数当代人物只有你一人，为何你不稍假借，容纳我等请求，领导我等革命？岂非就可成功，为何必欲成仁？以余等所见，成仁决不是办法，亦决不是革命者之真正目的。余讶其思想错谬至此，乃告之曰：“尔此言余实觉奇异，尔须知革命乃是牺牲，而非投机也。成功、成仁本是一件事总理所谓‘不成功，即成仁，’其意并未将成功成仁看做两件事也。实告尔：我之成仁即是成功，余何日成仁，即革命何日成功矣。尔未读总理军人精神教育讲演中有‘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之二语乎？”彼谓：“余未阅读及此。但‘我生国死，’此语尚不难解；若‘我死国生，’则作何解？”余叹曰：“尔真未闻革命大道，难怪错误至此也。‘我生国死’云者，譬如余今日若只求偷生视息，置国家利害民族存亡于不问：或偶遇艰险，便生畏怯，身为军人，人格扫地，国家将何以免于危亡，岂非‘我生则国死’欤？反之，义之所在，不夺不摇，生命可牺牲，而正气与主义不可牺牲，能保存高尚之人格而死，则精神永远不死，自有无穷之继起者秉此正气以担当国事，此即所谓‘我死则国生’也。故今日如有人存此妄想，以为劫持我或危害我即可使中国无办法者，徒见其愚昧而已。”彼见余不可强干，乃无言而退。
张退后，端纳告余以事变发生后中枢之决议及处置，对叛逆已决定讨伐云云。余心滋慰，益信总理之历史教训遗留深远，虽历任何艰危而无足为虑也。端纳又告余以余妻必欲来此。余告之曰：“切不可来！务请转达余妻，待余死后来收余骨可也。”闻黄仁霖与端纳同来，乃迄未来见，殊可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