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风 于 October 28, 2001 20:55:52:
回答: 蒋中正:西安半月记(1) 由 风 于 October 28, 2001 20:54:36:
十二月十五日
余甚盼黄仁霖来见，俾可携余手函致余妻，盖明知前日一电未必发出也。张来时，余以此意告之；讵张不欲黄来见余，恐其察知余在此间被严密监视形同囚系之真情，而归告中央，故令黄候于机场对余言“有信可派人送至机场交黄带去，因天气不佳，恐飞行误时也。”余对张此等举动，意大不怿，遂不与之言，亦不作函。旋端纳出告张，责其不应如此。
张乃使黄来见余。黄未入前，张请余“对黄勿有他言，但谓身体甚好以慰夫人，则与余等所去之电相符矣。”余不之答。
黄来时，余即作一函致余妻如下：
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书就后，为黄朗诵者再，恐张扣留此信，不令携去则可使黄回京时口述于余妻也。事后，知张果将此函留匿，且不令黄回京。盖张本欲余妻来陕向余劝解，而余函尾有“切勿来陕”之嘱，则其计将不售也。然彼亦不敢使余妻悬盼余之消息，乃商于端纳，使返洛阳以电话向余妻报告此间状况以慰之。盖西安诸人之唯一希望，即为余妻在京能设法缓和中央军之攻陕也。下午，鲍文樾来报告，谓端纳与另一人已飞洛阳，余以为此同行者必黄仁霖；事后，乃知鲍之来见，盖张使之，俾余揣想黄已回京而已。
是夜，张又来见，手持通讯社电稿，报告国际近状，谓“关东军”有向绥远前进消息。察其状，似甚悔悟而急求陕事之速了也者，莫明其用意所在。又告余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欲发动，催促再四，但彼踌躇未允；唯自十日来临潼亲受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然实后悔莫及。如因此亡国，则唯有二途：（一）自杀，（一）入山为匪
云云。
按十日张来见时，畅述其对请愿团体解说作两方代表之言，余当时曾痛斥之；盖以张在西安收容人民阵线，招纳反动政客，放任所谓“救国联合会”者，对学校及军队煽惑反动，顿使西北社会浮动，人心不安。对此现状，倍觉杞忧。余对张，尝念其十七年自动归附中央、完成统一之功，因此始终认其为一爱国有为之军人；故不拘他人对张如何诋毁，余终不惜出全力为之庇护。当西北国防重地全权交彼时，与之切言曰：“望尔能安心作事，负责尽职，以为雪耻救国之张本！”
原冀其为国家效忠也。而今彼之所为，实与我所预期者完全相反，几使大好西北，又将被其沦为东北之续。故中心忧结，辄自痛悔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一至于此，不唯无以对党国，亦且无以对西北之同胞。因此时用悲愤，不胜为之焦灼。故当日日记中曾记其事，且有“汉卿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之语张今必已备阅之矣。
十二月十六日
清晨，张来见余，形色苍白，告余曰：“昨夜我本已将此间之委员会说服，原定四天至七天内可送委员长回京；但中央空军在渭南、华县等处，突然轰炸进攻，群情愤激，故昨夜之议又将不能实行矣。奈何！”余闻此语，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然察彼所谓四日至七日之约期，则知彼等或有所待而不能
自决乎？午后，端纳自洛阳回陕，知陕、洛间军事仍在进行，此心更慰，以党国与人民必安定，则个人安危固不足计也。
是晚，张浼蒋百里先生来见余。百里先生于事变前适来陕，同被禁于西京招待所者。为余言：“此间事已有转机，但中央军如急攻，则又将促之中变。委员长固不辞为国牺牲，然西北民困乍苏，至可悯念，宜稍留回旋余地，为国家保持元气。”再四婉请余致函中央军事当局，告以不久即可出陕，嘱勿遽进攻，且先停轰炸。余谓：“此殊不易做到。如确有一最短期限可送余回京，则余可自动去函，嘱暂停轰炸三天，然不能由张要求停战，则中央或能见信；如照彼等所言须停止七天，则明为缓兵之计，不特中央必不能见信，余亦决不受其欺也。”百里先生谓：“当再商之，总须派一人去传述消息。”
旋张又来见，言：“前方已开始冲突，中央军在华县与杨虎城部对峙中；如再进攻不已，则此间军队只可向后退却。”其意在以“退却一语，暗示将挟余他往，以相恫吓。余置若罔闻。
十二月十七日
午前，张又约百里先生来见，谓：“张意即请照委员长之意致函中央，令军事当局在三日内停止进攻，并请派蒋铭三 携函飞洛阳。”余可之。旋铭三来见，余乃亲函敬之，嘱暂停轰炸三日，至星期六日为限，付铭三携去。午后，张又来见曰：“此事甚多转折。现在不问如何，先派铭三飞洛通信，余事再议。顷已送铭三上飞机赴洛矣。”余乃知前方进攻必甚急。
而味张“余事再谈”一语，则知其又为日后延缓迟宕之伏笔，然亦听之而已。
十二月十八日
事变迄今已一星期，安危生死，所志已决，此心更觉泰然。阅墨子自遣。
是晚张来言：“今日接京电，子文、墨三皆将来西安。”前闻端纳在洛与京中通电话，有子文等将来陕之说，想系张所电约也。张又言：“墨三来电，如张、杨二人中有一人能约地与之相晤，则墨三愿出任疏解说明之责。”并谓：“我已复电墨三，言委员长盼尔来甚切。”余闻此言，始觉安心，知墨三 必不被欺来陕矣。如墨三再来西安，则中央高级将领又续来一人，岂不将全陷危城，一网打尽乎？张又言：“铭三到京，尚无来电。”状似焦急。余知京中必有决定，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也。
十二月十九日
昨日以前，上身骨节疼痛难受，今日则臀部亦作剧痛，几不能起坐。看墨子完。
今日为星期六日，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等并无送余回京之表示，余亦不作回京之希望，盖明知日前彼辈之约言不可恃也。是晚，张又来言：“子文、墨三尚未有来陕确期，唯铭三已来电，称彼到京报告后情形颇佳”余知此“情形颇佳”四字之意义，断非如张之所揣测者也。张又言：“现在此事亟待速了，前所要求之条件，最好请委员长加以考虑，择其可行者先允实行几条，俾易于解决。”并言：“现在已无须八条，只留四条矣。”余问“所删者为何四条？”彼答言：“后四条皆可不谈矣。”余告以：“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实行，亦无从讨论，不问为八条四条也。”
十二月二十日
上午，闻上空有飞机声，以为停战期满，前方已开始作战，故飞机到西安侦察敌情也。讵未几，子文偕张及端纳来见，始知此机乃载子文来陕者殊出余意计之外。与子文相见，握手劳问，悲感交集，几不能作一语。子文出余妻一函示余，略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余读竟，不禁泫然泪下。子文示意张及端纳外出，彼独留与余谈话。此为余被劫以来，撤去监视得自由谈话之第一次，然监视者仍在门外窃听也。余知黄仁霖未回京，即将预留之遗嘱交子文，俾转示余妻。次乃互询彼此近状子文言邵元冲同志在西京招待所被叛兵击中数枪，已伤重殒命，闻之不胜悲感。余告子文以余之日记、文件等均为张等携去阅读，及彼等读余日记及文件后态度改变之情形；并告子文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亲示子文以进兵之方略，俾其归告中央。谈约半小时，恐久谈生疑，促子文速出。傍晚，子文又来见。余告以此事之处置，应从国家前途着想，切勿计虑个人之安危。
吾人作事，应完全为公而不可徇私。如能速将西安包围则余虽危亦安，即牺牲亦瞑目矣。是晚，张又来见，谓乘子文在此之机会，商定实行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余仍正色拒之，以非余回京无论何事不能谈也。
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晨睡极酣。上午十一时，余尚在睡中，子文推门入见，蒙目龙中几不辩为谁，移时清醒，乃知为子文。彼告余曰：“今日拟即回京。”余讶其归之速，以彼昨告余，将住三日再回京也。方欲有所言，子文移身近余，谓：“门外有人窃听，不便多谈，唯京中军事计划与兄正同也。”余曰：“如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即可围攻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所惧。宜告京中诸同志，勿为余之生死有所顾虑，以误国家之大计。”子文颔首者再，止余勿多言，即与余握手告别。余乃高声语之曰：“尔切勿再来！且切嘱余妻，无论如何勿来陕！”一面以手示意，暗示中央应从速进兵。子文强尉余曰：“后日当再来陕视兄。”余再以手示意，令勿再来。子文言：“余来无妨，彼等对余之意尚不恶也。”既出，忽复入，重言曰：“余后日必再来视兄。”余知其不忍遽离念生离死别，人生所悲，况余自分已决心牺牲；此时诀别之情绪，兼以托妻托孤之遗意，百感交集，真不堪回忆矣。
今日张来见时，余询以：“前次遗书既未交黄仁霖带去，今置于何处？”张答：“他日若委员长，安全返京，自当亲交夫人；如果不讳，亦必亲交夫人，决不有失。”言次，显有恫吓之意。是晚，张又来，言彼须离此一二日。询以何往，彼言：“前方已开战，杀伤甚多。此间推余到前方指挥，去一二 日当再回此。”察其语气，似欲探余对其所言是否惊恐也者余泰然置之彼乃无言而去。
十二月二十二日
今日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入余耳，以观昨晚张来见时神色仓皇之情状，知叛军必惨败，中央军进展必极速也。
不料待至午后，竟寂无所闻；而余妻忽于下午四时乘飞机到西安，乍见惊讶，如在梦寐。余日前切嘱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不意其竟冒万险而入此虎穴。感动悲咽，不可言状。
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增忧虑。盖旬日以来，对自身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而今后乃更须顾虑余妻之安危余妻智勇慈爱，平时已信其必能为党国效忠；且与余同心互勉，誓为总理之主义奋斗到底，期其有成，何忍任其牺牲于危城中乎？今日清晨偶翻旧约，得某章有“耶和华今要作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云云。午后余妻果至，事若巧合。然余妻冒险相从，非受宗教素养极深者不可能也。妻告余以外间种种情况，谓今日同来者有蒋鼎文、戴笠、端纳、子文等四人，并劝余应先设法脱离此间，再言其他。余告之曰：“吾妻爱国明义，应知今日一切须以国家为重。此来相从患难，亦为公而非为私。如他人或有以非义之言托为转劝者，必严词拒之。余决不能在此有签允，任何条件之事。如余签一字，则余即为违法而有负革命之大义与国民之付托，且更无离此之希望；即离此，亦虽生犹死也。”妻急慰余曰：“君千万勿虑！君所言者，余知之已审；君之素志，更所深知。余重视国家甚于吾夫重视君之人格甚于君之生命余决不强君有违背素愿之举。
然余来，则君有共患难、同生死之人，君亦可以自慰也。”余妻并为余言：“侍从人员及侍卫官在华清池殉难者，有组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区队长毛裕礼、侍卫官蒋瑞昌及汤根良、张华、洪家荣等诸人，而竺培基及施文彪二人受伤甚重，其余尚待调查。”念诸人以身殉职，均不愧余平日之教诲；然变起仓皇，忠良同殒，殊为之凄怆不止。而萧生乃华以文职人员，抗贼不屈而死，为尤可悲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决不存丝毫徼幸之心，盖唯以至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而后可以俯仰无愧，夷险一致，且为战胜艰危唯一之途径也妻欲余达总理在广州蒙难之经过，余为追述之。妻谓余曰：“昔日总理蒙难，尚有君间关相从于永丰舰中，相共朝夕，今安从更得此人？”余告之曰：“此无足异，情势互不相同，来此均失自由，即赴难亦何益。且余知同志与门人中急难之情，无间遐迩，非不欲来也。余虽无赴难之友生，而君数千里外冒险来此夫妻共生死，岂不比师生同患难更可宝贵乎？”是日，子文与张、杨诸人会谈约半日，对于送余回京事，众意尚未一致。夜，子文来言，谓：“当无如何重大之困难决当做到不附任何条件而脱离此间，誓竭全力图之耳。”
十二月二十四日
西安诸人中对昨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仍留余在西安。子文甚不怿，余坦然置之，不以为意。以本不作脱险之想，亦无安危得失之念存于此心也。旋彼方所谓“西北委员会”中激烈分子，又提出七条件，嘱子文转达。子文决然退还之，谓：“此何能示蒋先生？”已而张汉卿果出而调停，谓：“不能再弄手段。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遂又将所谓条件者自动撤回。一日之间，变化数起。
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
十二月二十五日
晨，子文来言：“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唯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张意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未几张亦以此言达余妻，速余妻即行，谓：“迟则无及，城中两方军队万一冲突，将累及夫人，张某之罪戾益深矣。”余妻即直告张曰：“余如怕危险，惜生命亦决不来此；既来此；则委员长一刻不离此，余亦不离此一步。余决与委员长同生死，共起居。而且委员长之性格，亦决不肯化装潜行也。”张闻此语，深有所感，即允为设法。至午，子文来言，虎城意已稍动，但尚未决定。下午二时，子文复来告：“预为准备，今日大约可以动身离陕矣。”旋张亦来言：“虎城已完全同意，飞机已备，可即出城。”余命约虎城来见。半小时后，张与虎城同来。余命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恳切训示之（训话附后）训话毕问张、杨之意如何，尚有他语乎？彼二人皆唯唯而退。余乃整衣起行，到机场已四时余矣。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张谓：“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遂登机起飞，五 时二十分抵洛阳，夜宿军官分校。
十二月二十六日
九时四十五分由洛阳起飞，十二时二十分抵南京。下机后，见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均迎于机场，向主席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登车入城，见夹道民众欢迎甚盛，中心悚惭无已。回忆半月来此身在颠沛忧患之中，虽幸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然党国忧危，元气耗损，溯源祸袭，皆由余督教无方防范不密之所致。疚愧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幸赖中枢主持得宜，党、政、军各方同志与全国国民同心一 德，于国家纲纪则维护必严，对个人安全尤关切备至，卒能消弭变局，巩固国基，使震惊世界之危机，得以安全渡过。余以自分殉国之身，乃得重莅首都，洵有隔世之感。对同志、同胞之垂爱，与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之焦劳顾念，私衷感激，直将与此生相终始。今后唯有益自惕励，倍矢忠贞，以期报答于万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