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老黑 于 April 10, 2008 16:52:48:
简介：下面这篇长文，是前苏联诗人和作家费利克斯•丘耶夫为他自己编辑出版的《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一书所作的前言，题目就叫“作者的话”。
费利克斯•丘耶夫是一个富于个人色彩的人物。作为一名前苏联的自由派文学家和知识分子，他是一个反现行体制者；他厌恶斯大林时期的集权统治，但也不喜欢反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却同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和助手莫洛托夫成为好朋友。正是由于这层关系，他同莫洛托夫——一位从头至尾参与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整个历史过程并在其中担任重要角色，但却拒绝写回忆录的传奇人物——进行了多达140次的交谈，并详细记录了所有谈话的内容。不管对莫洛托夫这个人物的历史评价如何，这些谈话记录，无疑是后人研究那个曾经在人类现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国家的历史时期和人物的珍贵历史文献。
当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时，给我感受最深的，却是这篇作者前言。作者以一种时而文学诗意般的但总地说来是平淡的叙事风格，涉及到很多严肃的话题。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无论读者（包括我自己）的背景如何，总是能在某个地方读到自己认同的观点，而在另一个地方，却又感觉受到某种触动；而所有这些严肃的话题，与我们吉坛这段时间的讨论到的各种话题，似乎多多少少都有所涉及。正是由于最后这个理由，我把它推荐给所有朋友。希望大家也同我一样，有所感受，有所触动，有所思考。
这是我照着原书中译本pdf扫描版一字一字敲下来的，有错字的地方，十有八九是我的错，请见谅。
作者的话
……我乘电气火车从白俄罗斯车站出发。在我的对面，坐着一个小男孩。他在布满了水蒸气的车窗玻璃上画着一串数字，似乎在猜想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能活多少年，虽然他本人未必意识到了这一点。不知为什么，我突发奇想:这男孩将于2060年逝世。现在他大约12岁。今后我不会再遇到他，即使是遇上了，也不可能认出他来，他对我也是一祥。然而他注定要比我知道得多许多。对于那些今天令我焦虑不安的事，对于那些很久以来我就想一吐为快的事，他都将很清楚，很明白，而且处之泰然。我要努力做到“既不怜惜，又不愤怒”。
我5岁时就学会了识字。家里只有政治书籍和《真理报》。很早，我就对政抬发生了兴趣，其后，又热衷于历史。这兴趣保持了很久。可能正因如此，我一生中曾与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国务活动家、军事将领以及学者、英雄们会过面。在我的记忆和日记中，有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在熠熠生辉，如亚•叶•戈洛瓦诺夫元帅、格•康•朱可夫元帅、尼•格•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国务活动家基•特•马祖罗夫、科学院院士亚•亚•米库林、谢•康•图曼斯基、阿•米•柳利卡、飞机设计师亚•谢•雅科夫列夫、亚•亚•阿尔汉格尔斯基、飞行员米•。米•格罗莫夫、米•瓦•沃多皮亚诺夫、亚•伊•波克雷什金等许许多多的人。关于他们之中的每一个，都可以写一部书。
在我记忆中的这一系列人物里，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占有特殊的地位。在他生命的最后17年里(1969-1986)，我经常与他见面。我们一共进行过140次谈话，都有极为详细的记录，平均每次持续4-5小时。不管人们如何看待莫洛托夫，他的意见是具有权威性的，因为他的一生都与国家的历史息息相关。他曾同列宁一起工作，曾是负责准备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曾任全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党和政府中屡任要职，负责我国的外交政策，他几乎曾与20世纪所有最著名的人物打过交道。
他的见解是客观的，在许多方面都与目前被当作真理而加以宣扬和肯定的东西截然不同。然而17年的经常交往，使我有可能对这位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自己的理想的人，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研究。毫无疑问，他所讲给我听的许多事，都仅有他自己知道，现在很难去检查和验证了。因此，我将尽量引用他本人的原话，而不去加以评论。我同莫洛托夫谈话的话题十分广泛，涉及十月革命后我国历史中最为紧张的一些时刻。本书是我同莫洛托夫会见的简要介绍，是有关我俩谈话的日记式记录。这里是我记下的“有关莫洛托夫的日记”中的一小部分，共占5000页打字纸。是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为此记着一本专门的日记，其中详尽地记下了每一次谈话的内容以及他所表达的每一个意见。而在以后的会见中，又把不太清楚的问题重新向他提出来，加以澄清……
这本书的内容，不是莫洛托夫的回忆录，而是活生生的谈话。莫洛托夫是在讲述，而不是口述。要把他的一些意见和看法“挤出来”，并非易事，特别是在我们相识的初期。有些事，莫洛托夫始终不肯披露。我只好在5年、10年、15年以后再旧话重提……
他对事件的看法始终一致，他本人就是自己言论的检察官。尽管我不断地变化着提问的角度，但他回答问题的口径始终如一。因此本书中每一段谈话的后面，往往注有好儿个日期。
每次去拜访他，都要进行很好的准备。对自己所要提的间题，必须有所了解，并清楚有关的文件。还有一点:尽管我在长时间内曾经与他多次会面，但是每一次我都不曾忘记，自己的对话者是莫洛托夫。
……他回答问题时，那种令人羡慕的快速反应，常使我感到吃惊。在谈话开始时，一般他都讲得很少，更多的是听我讲，并向我提问。而在谈话的后半部，他就开始讲了，都是些在任何别的地方和从任何别人那里所不可能听到的事。此时他的面颊就会
开始发红，眯起的双眼就会像少年一样闪烁着光芒。
讲着讲着，莫洛托夫有时会轻微地结巴起来，似乎对那些遥远事件的回忆使他激动不已。他一般不是在辅音字母上结巴，而是两三次地重复同一个字的第一音节，或者重复整个词，如果此词是单音节词的话。他颇有幽默感，然而据我观察，他并不喜欢讲笑话，虽然有时也讲一些。对于诗歌，他很能体会，会背诵许多民间歌谣和伏尔加一带的歌曲。一眼看去，他可能显得有些枯燥，然而他很会同各种水平和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打交道。
在同他交谈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要注意自己的思路和言谈，尽量遵守交谈的规矩:讲话简短、紧凑。他和他的导师们都极不喜欢长篇大论。莫洛托夫在措词方面十分严谨，有时对极小的细节也很挑剔。谈话中，他喜欢刨根间底，坚持己见，相当有逻辑性。关于自己，他讲得很少。
“您曾坐过沙俄帝国的所有监狱?"
“坐过所有主要的监狱。”他立刻更正得更准确一些。
1985年我撰写了一篇关于莫洛托夫的特写。他看过后，大体上表示同意，只提出了很少一点意见。这篇东西我起初是送给《真理报》的，可那儿的人告诉我，他们不发表有关曾在该报工作过的人的材料。确实，1912年4月22日莫洛托夫曾经参加过《真理报》第一期的编辑出版工作。他明白，我要写一本关于他的书。他本人并未留下回忆录。
“谁说过些什么，谁朝哪个方向阵过唾沫—这些我都不感兴趣……列宁没写过回忆录，斯大林也没写过。有人说看见过我写的书。我写的不是回忆录，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书，写什么是社会主义，回答农民们提出的间题:‘它对俺们有啥用?’”
当时我无从知道，我和他究竟能见多少次面。当我们开始频繁地会见时，有时我想：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了。要知道，1969年我首次登门拜访莫洛托夫时，他已是快满80岁的人了。他中等个头，挺结实，宽大的额头显得有些固执，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并未因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暗淡无光。他的胡子硬邦邦，白苍苍。在他那个时代，全体政治局委员都留胡子。
我们的会见是怎样进行的呢？一般是我到他的住所—茹科夫卡别墅去找他。他总是很亲切地，以一种家庭的方式在前厅里迎接我。
“谁呀?是费利克斯同志来了么?”
我们一起坐在桌边，一起午餐，一起去林间散步。(他说:“我曾是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就连我也会遭窃听。走吧，咱们去散散步…”) 在我们头几次会见时，他讲话很少，回答问题很谨慎，就像他对待不大熟悉的客人们那样。越往后，他的话就越多。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他的谦逊、认真和节俭。他总是力图杜绝一切浪费现象。比如，在没有人的房间中，不让电灯白白地亮着。他的衣物都用得十分节省：当时他穿戴的仍然是他在政府工作时所穿戴的帽子和大衣，这从旧时的照片上可以看出。在家中，他总穿着一件厚实的咖啡色衬衣，衣襟散在长裤外面。只有在节日才穿起他的灰色西装，打上一条深色的领带。
我第一次见到莫洛托夫，是在1955年。那时我还是个少先队员，我是在“阿尔捷克”夏令营成立30周年的庆典上见到他的，当时这个夏令营是以莫洛托夫命名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许多年以后我会在莫斯科生活，友人会把我带到格拉诺夫斯基大街来拜访这位人物。那次在家庭气氛中与他重逢时，莫洛托夫已经退休了，而且被开除出党。然而他仍然精神矍砾，充满着乐观精神。看来他已读过我所写的那些曾招来许多批评的诗作。
一直到生命的终结，他始终保持着极好的记忆力。我也尽力把一切都记录下来，开始我并没有做笔记的计划，只是想把这些记录按题目分成若干章，但结果只能大体上做到这一点，因为很多内容都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我也想不出好的办法，如何从一大堆材料中挑选出读者可能感兴趣的东西来，而无损于材料的真实性。
从我的5000页日记中选出不超过700页的材料来……这将是一本很不一般的书。我再说一遍，这不是莫洛托夫的回忆录，因为这里所涉及的许多事都是他以极信任的态度对我讲的。即便是当时莫洛托夫本人写回忆录，也不见得会把这些事都一一写进去。
我不是按时间顺序把这些谈话记录编排起来的，而是尽我所能按主题排列起来，因此一些相隔若干年之久的谈话可能被排列在了一起。但我把日期都加以注明，对我来说，这是很珍贵的纪念;而对读者来说，则可对叙述事件的时间有个概念。我尽量保持日记的原样，而不对它们加以修饰。因此，可能有不准确的说法和重复的地方，然而当年我们会见时就是这样记录下来的。
……不管怎样，这些日记表明，似乎冥冥中有着某种命运的安排。在我们家中，莫洛托夫可以说是当时的领导人中最受尊敬的一位。当然，斯大林是不言而喻的，斯大林是我们心目中的神。没人有比他更高的职位，也没人能在人民的心中占有比他更高的地位。不管怎么说，事实正是如此。斯大林之后，就数莫洛托夫了。是的，不仅在我一家中是如此。我有好几个朋友的名字都叫斯拉夫卡，那正是为了表示对莫洛托夫的尊敬而起的名字。这种情况决不是按照党的某种指令所能做到的。
1946年，我刚刚5岁时，就已津津有味地读莫洛托夫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了，其中一些段落至今我还能背诵。我的双亲则把我国当时所执行的坚定的外交政策同莫洛托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那时的外交政策留给人们很深的印象，使我们为祖国感到自豪。
1954年，我在少先队夏令营接到妈妈的来信，这封信至今我还珍藏着。她写道:“你自然知道，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从日内瓦给我们带回了多大的喜讯，这对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是一件喜事……” 她在这儿指的是越南战争的结束。当时人们提到与自己素昧平生的政府委员莫洛托夫时，就是这祥像谈论一个亲人一样。
我的父亲当时已不在人间，一年以后母亲也与世长辞。他们，一位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光荣飞行员和一位普通的妇女，把自己的健康奉献到了祖国的祭坛之上。父亲辞世时，年仅37岁，而妈妈永别人世时只有34岁。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诚实地劳动了一生，我们家中从未体验过什么是恐俱。几年之后，我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外公。他在30年代曾遭迫害，但是他所讲述的情况，与我们所读到的那些有关“集中营”情况的报道，并不相同。然
而，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如上所述，我首次见到莫洛托夫，是在“阿尔捷克”夏令营。我站得离他很近。当他讲话时，我为他摄了影，那时我14岁。在欢送他离去的时候，我们在“阿尔捷克”那灯火通明的释火广场上放声歌唱:
“亲爱的莫洛托夫，
时刻都在把我们关怀。
他所做的工作，
数也数不过来!”
又过了14年，我登门造访莫洛托夫，他在这张照片上为我签字留念。从那时起，我们经常见面，一直到他去世。大概是命运把我和此人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阿尔捷克”夏令营是以莫洛托夫的姓氏命名的，以后我又毕业于以莫洛托夫命名的莫斯科动力学院……
我不打算对莫洛托夫作出评价，也不想去评价他的叙述，更不会去评价他度过其政治生涯的那个时代。我想，对此作出评价的时刻尚未到来。
我没有亲眼见过他是如何工作的，不知他40年身居高位，30年处于国家第二把手地位时究竟是什么样子。
他是怎样一位外交家，怎样一位政治家?对此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政治活动家有过许多描述。他的同事们，外交部的老工作人员们曾告诉过我:列宁在世时就已有意派莫洛托夫领导外交人民委员部①，后来是契切林②向斯大林建议任命莫洛托夫任此要职的。
曾任驻德特命全权大使的B•C•斯米尔诺夫说过:“革命以后，我们的对德政策是由列宁、斯大林和契切林负责的，后来则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掌管。他们都喜欢青年，所以当时的外交部中有许多青年人工作。”
我不清楚，在外交战线上他的形象是怎样的。不过，他当然不会在联合国大会上脱下鞋来敲桌子。关于他在国内政治活动中的形象，已有过不少描写。一些人把他说成是斯大林的驯服工具，千古罪人; 另一些人则称他为“革命的锻工”。
不管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曾亲眼目睹和亲身参加了20世纪的一切重大事件。像他这样的人的证词，永远是有意义的，重要的，尽管时代在变化，是的，一切都在变化。练马场广场③上悬挂了多年的，发光的标语牌“共产主义一定胜利”已被拆除。
作家阿布拉莫夫多次请我带他去见莫洛托夫。然而我未能说服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他不愿接见生人，而只愿同那些他已习惯了的人打交道。然而当他心情好的时候，我也曾把一些反对他的人拉到他家中来。这些人一般都是很了解情况的、作好了充分准备的、十分憎恨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的人。莫洛托夫常常一连用3-4个小时来回答那些“最尖端”的间题。然而谁也不曾在舌战中击败过他，尽管双方都始终各持己见。
阿布拉莫夫终于有一次钻进了茹科夫卡别墅，向莫洛托夫提出如下问题:“您相信共产主义么?’’
对于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来说，这个问题是根本不存在的。我觉得，一要了解他的世界观，这正是关键之所在。他不是一般地相信共产主义，也不仅仅是相信，而是毫不动摇地坚信，并且身体力行地去做一切他认为可以使这个目标早日实现的事情。
我问他:“列宁的主要品质是什么?’’他回答:“目标坚定。”他又补充说:“列宁所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为了打击帝国主义。”
他的原则性是不容置辩的。他所说的一切，并不是一个企图自辩的“不可救药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言辞。不，这是一种坚定的信念。而且，这些年来，我也从未发现过他有什么自辩的企图。这是一个思想性极强的人，对任何问题都有自己的固定看法，而且总是要坚持到底。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具有某种坚定的信念，要摧毁他的这种信念是不可能的。只要党需要，只要工人阶级的事业需要，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在自己生活的不同阶段，他曾不止一次地冒生命的危险，首先不吝惜的就是自己的一切。1942年，他穿过德国占领区飞往伦敦和华盛顿的时候，是冒了什么样的危险啊!
任何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是对还是错，是功绩还是罪行……都可能得到褒，也可能遭到贬，这全看评论者站在什么立场上。我觉得，像莫洛托夫这样的人，对许多事都是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的。部分悲剧的根源就在于此。
对于善与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我不去考虑，莫洛托夫在我的这些日记里到底给人以什么样的印象。对于我国历史上的同一事实或同一事件，有人会感到愤怒，有人则会感到欣喜。
我的目的在于，忠实而实事求是地把我所听到和记录下来的一切公之于世。
“你们俄国人可真怪，”一位德国朋友对我说，“斯大林战胜了希特勒，你们却朝他拨脏水，叛徒在你们那儿又备受表扬……”
我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小插曲：德国党卫军的一个首领把两位俄国将军同时邀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让他们相见。这二人便是A•A•葛拉索夫①和安•伊•邓尼金②。
“我不认识这位将军，”当德国人把弗拉索夫引见给邓尼金时，后者这样说。
“当然哆，”党卫军首领说。“你们是在不同的时期里跟同一个敌人斗过来的，这敌人便是布尔什维克。”
“可我从来没有在布尔什维克的军队里服役过。”邓尼金回答。
……在我看来，一个人，不管他过去是否曾为正义而斗争，只要他背叛了自己，他的人格就算完了。
有多少问题使人们不解……如果说斯大林个人错了，或者说是他和当时的领导层错了，那么，这个人或者这一小撮人该具有何等恶魔般无所不摧的力量啊!这就是所谓的“英雄与群氓”么? 不，如果没有钢铁般的政党和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支持，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是不可能干出这些来的。对于人民来讲，从来就没有选择其它道路的余地，至少过去和现在的领导者都是这样从高高的讲台上向人民群众宣扬的，现在断言的是：除了改革，别无其它的选择。
有人写文章说，斯大林欺骗了人民，他把人民吓倒了，镇住了……那么，人民的价值何在？如果他们如此轻易地就会被欺骗，被吓倒的话？
重要的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属于那些列宁在世时从未参加过反列宁集团的少数最高领导者。研究这段历史时，有些情况还不完全清楚。有很多目前还难以搞清的事实，当然更谈不上谅解和宽怒。所以我们要去分析、研究文件，听取各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但是对许多同胞，特别是我的同龄人或比我稍大一些的人的健忘，我一直感到惊讶。比如我，对于40--50年代报刊上曾提到过的一些事件、说法、人名、日期等，至今都仍然记得一清二楚，认为那是不言而喻的。不久前，我在电视上听到一位过去的高级军事检察长说，他以前从不知道列宁曾在自己的遗嘱中给斯大林下过评语的事。可我在40年代，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读过有关的报道。父亲的书架上有一些政治书籍，其中有一本1936年出版的书，其中就引用了列宁遗嘱中最尖锐的段落，而且还附有斯大林的批语。(此书为《研究联共(布)党史资料汇编》，政治出版社出版，印数为30. 5万册) 当时人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这本发黄了的书籍，我至今仍然保留着。在第20次和第22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当我由于听到人们从最高讲坛上说到斯大林似乎隐瞒了列宁遗嘱而感到愤怒，并把此书拿给我的朋友们看时，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好奇地翻着这本书，、阴沉着脸不发一言。就这样，我在15岁时就已对赫鲁晓夫产生了不信任感，决定自己去研究历史的细节。而且，除了街上的伙伴，没有任何人指导我，因为我是在早年丧失双亲的情况下长大成人的，自己还教育着一个小弟弟。
有时候我想，在我生活的时代里，所有的领袖都欺骗了我，只有斯大林是例外。不知为什么人们都相信他。至少，我记得在斯大林当政时期度过的我生活中的头12年，情况正是这样的。现在很多事情都清楚了，披露出来了。但我写这些日记，正如我已说过的，已经很久了。这些笔记是现在就能发表，还是上百年之后才能发表，对我都已没有什么意义。我不指望廉价的轰动，因此也不急于利用此书进入现代潮流，或者甚至超过这一潮流，正像我对待自己的诗作一样。有些诗，我是在写成20-30年之后才发表的。这样，它们虽然丧失了一些现实的迫切意义，然而对我却是很重要的。对此书也是如此。我为它工作已达21年，不慌不忙地想：让它在大家都读厌了这类题材的书籍时再出版吧!那样将会更有意思。我掌握的是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哪怕就是为了这个在电气火车中坐在我对面的小男孩……
我在《星火》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其中说列宁和斯大林在高尔克村的一张合影是拼凑起来的，是假造的。我马上想起了我和莫洛托夫一起翻阅1922年9月_24日《真理报》的图片副刊时，就曾看见首次在该报上刊登的这幅照片。列宁读过这份报纸。怎么，难道说当列宁还在世时，就已拼凑了这张假合影? 现代的憎恨真会驱使人无所不作……
我和莫洛托夫坐在桌旁。窗外是俄罗斯晴朗的冬日。莫斯科郊外到处是高高的雪堆。树林、灌木丛、屋顶，都在皑皑白雪的覆盖之下……
“我们所设想的一切，并未全部实现，”莫洛托夫说。“许多事情的结果不如人愿。一些事干得相当不错，但现在看来又远远不够。你们享受着现成的一切，然而你们也必须努力干才行。”
他说此话时，我正翻看着列宁葬礼的照片：斯大林抬着伊里奇沉重的灵枢，腰背都弯了。年轻的莫洛托夫正在旁边助他一臂之力……当时这些领导人都是那么年轻，正像我们当年的国家。
在茹科夫卡的国家别墅中，莫洛托夫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20年。在他的妻子波利娜•热姆丘任娜于1970年逝世之后，照顾他的是两位很会关心人而又彬彬有礼的妇女—他妻子的侄女萨拉•米哈伊洛夫娜•戈洛瓦涅夫斯卡娅和塔季扬娜•阿法纳西耶夫娜•塔拉索娃。这两位妇女都像主人一样，殷勤好客。
通常我们从中午12点谈到下午4点。 “你用面包块沾着菜汤吃！这是俄罗斯的传统吃法。从小我就这么吃。把黑面包耕成一块块的，浸到汤里，就这么吃。”莫洛托夫招呼着。“吃这梨，这是从格鲁吉亚给我们寄来的。你自己倒白兰地酒喝，就像斯大林爱好的；增加点儿底气！我只能喝一丁点儿。这空瓶子可以拿下去了。米高扬常说：空酒瓶子有股子煤油味儿!”
在我们的会见进行到一半左右的时候，绍塔•伊万诺维奇，克万塔利阿尼也参加进来了。准确地说，在140次会见中，他参加了大约70次，时间是在1970年到1977年之间。这位历史学家是个大好人，有着活跃而鲜明的个性，十分好动。1977年12月，他猝然去世，还不到50岁。他总是劝我：“你这本书的开头应该这样写:古老的、亲切的白俄罗斯车站①……”
莫洛托夫此后又活了差不多9年。这段时间内，每次当我从白俄罗斯车站乘电气火车去看望他时，已没有绍塔•伊万诺维奇作伴了。一些老朋友——作家、学者、军官等，有时也一同前去，但友人的人数一般都受到严格的限制。
在我们经常会面的这些岁月里，曾有几次在莫斯科的一些很重要的机关里传说着莫洛托夫去世的消息。我立刻打电话到茹科夫卡去:
“可以请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听电话么?”
“我就是。”
这样的事有过不下3次。当我赶到别墅时，透过正屋的窗子，可以看见他的头影：正在工作呢l
“我是19世纪出生的人，”他说，“当人们进入一个新的世纪时，头脑里有着多少迷信观念啊!什么都怕!’’
他一直活到“飞碟”的时代，一直活到党宣布执行改革和加速发展的新方针的时代。他给切尔诺贝利列宁核电站事故牺牲者的援助基金会捐献了100卢布。我看见了邮局寄来的收据，那上面的日期是1986年6月18日。
我要回莫斯科去了。他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眼神是那么忧伤，那是一种告别的眼神……
1986年11月8日，莫洛托夫与世长辞，享年97岁。整整69年前的这一天，当列宁宣告成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他正站在列宁的身旁。人们启开了他的遗嘱，信封中有一个存折，上面存有500卢布，是作丧葬费之用的。这就是他全部的积蓄。
我从白俄罗斯车站乘电气火车前去。我想得到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当然，这是主观的历史。然而没有它，客观的历史将会是不完整的。我对面的座位上，坐着那小男孩，他正看着窗外……
费利克斯•丘耶夫
199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