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麦子 于 March 13, 2005 20:59:02:
近两期《科技视野》刊登了周国平和徐友渔二位先生的大作，对科学技术的罪与非罪进行了争论。我想发言，但先讲一个老故事。
一个渔民坐在海边，一个旅游者问他：这么好的天气，为什么不出海打鱼？渔民说：今天已经打过了。旅游者说：你应该打更多的鱼，赚更多的钱。渔民问：那又怎么样呢？旅游者说：然后你可以买一个机动船，打更多的鱼，赚更多的钱。渔民问：那又怎么样呢？旅游者说：然后，你可以雇人打鱼，你自己就用不着出海了。渔民问：那我干什么？旅游者想了一想，说：那时，你就可以像我一样，坐在海边，看落日的风景。渔民说：我现在正坐在海边，看落日的风景。
凡事问一下为什么，是一个好习惯。对于科技，与周国平文章同版的另一篇文章有一个表决心似的标题，《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将知道》，如同那个旅游者说：我们必须打鱼，我们必将打鱼。我想徐友渔会表示同意。我虽然也不反对，但我还想学那个渔民，问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打鱼？对此，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会说，因为我们是爱智者，其中有思维的乐趣（王小波语）。而现代的科技工作者多半会答这条鱼能赚多少钱，在科学体系中占据多重要的位置，很难指望他们会谈到乐趣。问一下学校里的大学生们，有多少人对自己的专业有深厚的了解和喜爱呢？学生仅仅是社会机器中的部件，需要多少，就能加工出多少。落日的风景已经远离了我们的视野。
其实，不论周国平还是徐友渔都承认，人类“决不可能放弃已经获得的技术文明而复归田园生活”，他们的分歧在于对技术的评价。周国平提问《现代技术的危险何在？》，从人类整体的角度对现代技术进行理性的反思，并希望寻找超越技术统治的途径，未见有“谴责科学、诅咒技术、否定理性”的迹象；而徐友渔则期望从“中国人当下生存处境”出发，《且慢给科学技术定罪》，大约是希望我们就这样不停地技术下去，打更多的鱼，赚更多的钱。
我常常问这样的问题：生活在有计算机有电视有高保真音响的我们真的比那个渔民幸福吗？渔民的幸福有多少现代人能够安然地得到？我推测徐友渔会说，那个渔民目光短浅，只享受短暂的一时之乐。当海啸来临时他的房屋就会倒塌；台风来临时他不能出海就要挨饿；生了病没有药就得等死，这全是因为他不要科学，不要技术，不要理性。我就假设他真的不要吧。原始的自然当然不是伊甸园，但也不是现代人所想象的那么悲惨，否则森林中的猴子早就一个个地自杀了，哪还有心玩耍。只要生存，就会有生存的快乐和痛苦。海啸、台风、疾病正是他们生存的环境，是他们必须承受的；正如污染、犯罪、爱滋病之于我们。幸福并不在于这些东西是否存在，而在于如何看待它们。东北农民差不多一过中年就给自己打一副棺材，随时等待死亡的降临。在这种坦然的心态下，疾病、短寿和贫乏的物质都不能成为幸福的障碍。如果他们痛苦，更多的不是因为地震和鳄鱼之类的自然力量，而是因为人间的不公正。这种不公正，却不是技术发达所能消灭的。所以我相信，幸福与技术并无直接关系。无论技术怎样发达，也追不上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感官欲望。水涨船高，永恒的幸福不可企及。与此同时，现代人的感性正在退化，正在失去感受幸福的能力。我们也许有感官与物欲的满足，但少有幸福。
1997年12月30日
北京 稻香园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1998年1月14日11版，发表时编辑有所增删，这里恢复了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