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木兰花 于 January 19, 2003 19:47:55:
回答: 旧日河山——女儿经（一） 由 木兰花 于 January 19, 2003 19:46:38:
一同下乡的知青，多是我小学的同学。我们根据前几年的经历，期望着在“刑满”两年时，也会有招工机会回城。那时我们就是竞争的死对头。我们在政治学习和思想汇报时，口是心非地谈着扎根，彼此设着陷阱，为将来的一决死战做准备。不知是妮子们有势力的父兄起作用，还是贫下中农和带队老师真认为我文笔好，我基本上不干农活了，成了不在编的文书。有时被派去开会，回来写些政治垃圾，再按时送到公社去。我在知青点上为此挨了不少白眼，我本来出身就不好。
冬天到了，本应冬闲，但是要学大寨改造河山，于是倾巢去挖河，挖一条引黄的支流。我扮演的角色也算是个小丑 ：每天我得把数面彩旗插起来，将扩音器械连好，念一段报上文章，放些时乐。为了不让别的知青看我不干活眼气，得空我就回到队里。挖河极累，将河泥挖到手推车上，再由大牲口把车拉上陡峭的河堤。湿重的河泥我挖不上几锹，就心跳气喘，汗流满面。休息时我说，我要牵马。秀妮子说，“妮子媳妇不挨大牲口。”我问为什么。她说，“野哩。”我不顾她们摇头，还是找队长说了。牵马都是壮劳力，由我这个六分工来干，当然上算，我就牵上马了。队里一匹大黄马，有时欺负人，不踢但会踩我。一次趁我没拉紧缰绳跑回村里了。另一匹小黑马，见我就低头蹭过来，咬我的袖子。那年春节回家，我要求给件新棉袄，因为它把我的冬衣都糟蹋了。它很听我的话，让走就走，让停就停。有一次在妮子们面前，我还骑到它背上，只是它没人牵就不肯走，惹她们大笑。为此我被饲养员痛骂一顿。很快别队的知青也都牵起牲口来了。
雨天或冬天的长夜，妮子们常遣她们的小兄弟来叫我去，做活拉呱，或者到我这里来，因为知青宿舍有电灯。她们讲攒了鸡蛋打了枣卖钱，去买布买线，讲赶集，说到某集便瞅着其中一个妮子笑，她多半红了脸，原来她说下的女婿是那个村子的。说来道去，我知道她们是十五六到二十岁的待嫁年纪，有说了婆家的也有没说的。家境不好的，如英妮子，母亲有病，弟妹多，因为没有丰厚的嫁妆而不易找婆家。有一次秀妮子问：“冬子，你要找么样的女婿？”我被说怔了，她们倒笑起来，“这妮子，脸都不红！”我却在思索，候选人只有建成，小学三年纪时为我画过大花脸的同座，现在逢我做饭时也常帮我挑水，但从未想这么远。她们又说，“找个带表的。”“上班的。”我觉得越发荒唐，难道某人有表带有班上我就要找他吗？她们却诧异了，“带表上班的还不行？要么样的？当官的？”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她们说我不实在，即没说实话。她们常常相互打俏说某人盼过门，说到的人会红了脸，追着说的人打。但我相信她们都是盼过门的。过了门，又能怎样？她们就会象我们村的媳妇们，剪了短发，蓬头垢面；没有人再叫她们的名字，而成为某人家的，或狗剩他娘；她们为了一草一柴在当村破口大骂，一张纸一块布只要没人及时认领，就会为她们据为己有；她们拖着大小几个孩子，象母狼喂小狼一样去争食；她们在地头和男人们滚闹，开着不堪入耳的粗野玩笑，以为娱乐；她们在家干没人肯干的活，吃没人肯吃的剩饭，还要时时为男人打，越是被打的多，打到当街的媳妇，越是不再要脸面；她们都有破锣般的粗嗓子，喊猪叫狗骂孩子……这个话题对我来说不再有趣。
一起来的雁子，是我的好友。我们家境相当，懂事后便艾怨着生于末世，错过了旧日繁华。从抄家抄出的首饰和旗袍，我们想象着逝去的良辰。中学期间，我们一起跳过舞，学过琴，她拉提琴我学手风琴。我们先是去照相馆去照相，发展到自己动手，用报社剩下的相纸边角冲洗黑白照片。雁子精于裁剪，我可以熟练操作缝纫机，我们在那个蓝蚂蚁年代，穿着自己设计的衣服，尤其是在别的城市或没有熟人的地方。有时我们约好逛街去，出了大院，相互一笑脱了蓝外衣，穿着自己做的衬衣裙子，骑两辆新坤车，任凭旁人注目。下乡后，我尽量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而雁子正相反，她常常回家，缺勤，很低调，不顾别人批评。终于我知道了原因。那是七七年的麦收季节，雁子带着我走到水塘南边无人处，说，“冬冬，别怨我没事先告诉你，因为不知能不能成。”我惊异地盯着她，她却不看我，夕阳照着她栗色的头发，她白净的薄面染上了红晕，似悲似喜，“我妈退休，我顶替了。”我张口结舌，没能说出一个字就扭头走了。那是我一生第一个不眠之夜，嫉妒和愤怒啮噬着我的心，刚朦胧睡去，想到她的回城，心一沉又醒来。我几天没见她，直到大家都知道了她的顶替，纷纷议论着她的功于心计，我找到她说，“我和你一块去办户口。”几天后，我推着借来的自行车，载着行李，和她步行到公社，送她上了长途汽车。烈日下，望着汽车一路尘土向省城驰去，我肝胆俱碎。
后来我就狠狠地病了一场。高烧几天不退，我没日没夜在酷暑里昏睡，怎么被送回家已不记得了。一检查血象不好，血沉超过一百，还不知有多少白血球。似乎因为我青霉素过敏，急寻庆大霉素还是别的霉素还热闹过一阵。我好了后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遥传”大学考试即将恢复。雁子来看我时，我对她说，“想上大学。”她说，“考吧，我们都考。”两三周后，报上登了一九七七年大学招生简章（有人记得确切日期吗？），我读着简章，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给我一个机会，改变我的生活，让我去上学，我什么都可以学！我家人和我到处找资料，课本，我开始复习。后来，我血象正常了，我父母搞到假条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化验室的化验员也有子女和我在一个知青点上，很快就有人捎信来，说我不要装病，应当回去参加秋收。雁子对我说，“现在什么对你最重要呀，不能回去！”怎能回去？我已是背水一战，为了不再浪费十八岁的青春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