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麦子 于 March 13, 2005 08:04:13:
在唯科学语境下，“反科学”当然是一个贬义词，通常被用做形容词，相当于“反动的”、“荒 谬的”。在用做名词时，也多取其“反动”、“荒谬”之意，又常与“伪科学”一词连用，共同指“不是科学”和“反对科学”的林林总总。英文anti-science一词不仅没有明确的定义，甚至很少使 用，在Britannica CD 2000 Deluxe Edition[6]上，竟然没有任何一个词条包含这个词。让人怀 疑1960年代欧美是否真的有过一个名为“反科学”的思潮。中国曾先后引进了两部同名著作Science and Anti-science，均译为《科学与反科学》 ，两位作者莫里斯·戈兰（Morris Goran）和杰拉 耳德·霍耳顿（Gerald James Holton）都没有对反科学做出明确的定义，从他们罗列的anti-science看，这个词的所指包括：大大小小的反科学行动；来自人文知识分子的、宗教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生态主义者的、女性主义者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甚至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反“科学”思 想；也包括伪科学；霍耳顿甚至把“科学主义”也包括进来。由此可见，anti-science一词的所 指集极其复杂、混乱，有些元素只有很远的关系，甚至相互矛盾。从国内出版物看，中文“反科 学”如不考虑其形容词含义，其用法与anti-science大致相同。 首先对“反科学思想”和“反科学行动”做出区分。
在启蒙主义以来的唯科学语境中，第一个强大的反科学势力是基督教（天主教）。但20世纪后半叶的科学史研究表明，基督教并非是科学天然的和必然的敌人，相反，却曾是科学的保姆。在中世纪，只有教会有能力在全欧洲的范围内办大学，建医院，组织科学活动[8]。中世纪前后的 大科学家几乎都与教会有关。哥白尼本人是教士；伽利略的科学活动是在教会大学中进行的，也 曾得到当时教皇的支持；哈维是在教会的大学里发现的血液循环；布鲁诺也是神职人员。神学和 科学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如袁江洋认为，牛顿的力学、天文学、光学、炼金术和化学与其所 信奉唯意志论神学有着根本的一致 。科学在基督教的庇护下羽翼渐丰，直到科学沿着自己的逻 辑，得出与教义相背离的结论和理论，才为其论敌所不容。后人所看到的这场科学与宗教的斗争， 在当时是宗教内部追求“理性真理”还是“信仰真理”之间的斗争。用句套话来说，是追求真理 还是因循权威之间的斗争，而此中的真理和权威不仅是科学意义上的，更是宗教意义上的。宗教 裁判所对一切异端都予以惩罚，其中也包括与教义相违背的那一部分科学。
从现代的角度看，宗教裁判所的罪恶首先不在于其对科学的反对，而在于对思想者以思想之 外的力量进行的镇压，在于其对异端权利的践踏[9]。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而言，其罪恶不在于其 反科学思想，而在于其反科学行动。
可以把“反科学行动”大致定义为：用科学之外的标准来衡量科学的结论，以科学之外的理 由（政治的、宗教的），动用科学之外的力量来限制、干涉、压制及破坏科学的行为。
进入20世纪，最具破坏力的反科学行动同样来自国家权力机构。这看起来似乎与科学在现 代社会中的地位相矛盾，但事实恰恰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纳粹德国把科学按人种划分为 雅利安人的科学与犹太人的科学，对犹太人的科学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进行围剿，大批科学家流 亡，德国从此丧失其科学中心的地位。战后，美国曾经成立非美委员会，对有共产主义思想或倾 向的科学家以及人文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进行调查，限制其活动。苏联则把科学按阶级划分，相对 论和量子力学都曾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科学而遭到批判。李森科由于获得了斯大林的支持而控制苏 联遗传学界达十年之久，所有持其他遗传学观点的学者都遭到了政治手段的打击，不少人死于非 命。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相对论、量子力学、宇宙大爆炸等学说也曾被贴上资产阶级、唯心主 义的标签，予以批判，正常的科学活动几乎全被政治活动取代。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革期间 的反科学行动正是在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下进行的。
从表面上看，反科学行动并不迫害所有的科学，而且会扶植符合其意识形态的科学。但其结 果，是所有的科学都遭到了损害。把科学意识形态化首先就已经破坏了科学。因而反科学行动并 不是单独针对科学的，而是针对自由的思想本身。科学的灾难往往只是整个社会的更大的灾难的 一部分。
与反科学行动不同，反科学思想是人类思想的重要部分，反科学思想的对立面并不是科学，而是唯科学。
唯科学主义所代表的价值观、自然观从一开始就遭到了许多优秀的人文学者的反对。早在18 世纪，卢梭就开始怀疑启蒙思想家的立场，从人性发展的角度质疑“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 于敦风化俗” 。由于科学是通过技术作用于社会的，技术所直接改造的是物质世界，改造力量 越强，人对物质的依赖就越高；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也从对精神世界的培养转为对物质世界的改造。同时，人的生存方式和心灵被技术化、机械化。所以科学及其技术并不必然为人类带来幸福，相反，却使人失去了人的本性。海德格尔对现代社会的技术本性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指 斥现代科技体制批量制造出来的是没有精神向度的《单面人》，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批判，都可以视为这一思想传统的延续。
这种思想传统在基督教神学中也有呼应。圣·安布罗西（Saint Ambrose，340？—397）说： “讨论大自然和地球的位置无助于我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伽利略也曾说“圣经可以告诉我 们怎样上天堂，但不能告诉我们天体怎样运行。”这是在“唯基督教”时代指出宗教在阐释世界 上的局限，提出了抛开《圣经》进行科学探索的理由。而为伽利略平反的教皇保罗二世则说：“科 学可以告诉我们天体怎样运行，却不能告诉我们怎样上天堂。” 则是在唯科学时代指出科学在 阐释人生上的局限，提出宗教在科学时代继续存在的理由。
文学家和艺术家没有系统的反科学思想，但是对科学及科学家群体持漠视、嘲讽乃至批评态 度者一直不乏其人，索尔仁尼琴就曾直接表述过对科学家群体的质疑 。C. P. 斯诺曾对人文学 者和科学家群体之间的敌意进行了充分的描述 。在一般的观念中，科幻小说应该是为科学唱 赞歌的，但这只是中国科学主义语境下的科幻小说给人造成的印象。而在欧美的科学幻想小说 中，科学却很少是被歌颂的形象，相反，从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 《弗兰肯斯坦》（1818）开始，就表达了对科技无限发展之后果的忧虑，表达了对科学技术进行 控制的愿望。而这种忧虑却不幸言中。 自本世纪中叶起，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出来。原子弹的爆炸、全球性的环境污染、 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能源危机使得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科学究竟是在给人类造福还是在 成为毁灭人类的祸首？科学是否在本质上就必然是进步的？人类是否有权利对自然进行无限的剥 夺？科学是否真的能够中立？
这些问题使人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1962年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寂 静的春天》 为代表，产生一种新的反科学思想——绿色主义者或生态主义。按照叶闯的说法， 前述人文学者是对“生存危机”进行反思，绿色主义则是对“生态危机”的反思 。但是，如 果阅读《寂静的春天》就会发现，这部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式指出了化工技术对环境的破坏 以及对人类的危害的著作，是一部严谨的科学调查报告。因而，把这本书指斥为反科学，并不是 从科学角度做出的评价，而是站在唯科学主义立场的一种意识形态批评。卡逊不仅威胁到了生产 DDT的化学公司 的利益，也威胁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科学主义自然观。科学主义自然观是建立 在决定论、机械论、还原论的牛顿模式的科学之上的，它把自然看成一架遵从单一规律的运转精 良的钟表，人可以洞悉其全部规律，也对它拥有无上的权力，可以无限地剖析、索取。吴国盛指 出，科学时代有一个隐含的伦理，即凡是技术上能够实现的，就是应该实现的 。在这种伦理 下，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只是偶然的、可以避免的、可以克服的。而卡逊则直接指出了这个伦理 的荒谬及其严重后果。人必须重新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古老的自然哲学重新复活，在生态哲学 中得到了延续，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科学——生态学或者环境科学。 于是，反科学思想将新的价值观引入科学，开辟了未来科学的方向。
或许，20世纪唯科学主义遭到的最大打击来自科学内部。从世纪初开始的物理学革命不断 地动摇着牛顿物理学范式。相对论粉碎了牛顿物理学的绝对时空框架，量子力学把概率引入自然 的内在机制，使决定论被概率论所取代。在哥本哈根学派的物理学家看来，物理学并不是反映物 质世界本质关系的所谓客观规律，只是物理学家描述世界的一种方式，甚至是否存在脱离于人类 主体的客观世界也受到了怀疑。与此同时，作为科学语言的数学，也出现了根本上的危机，失去了其超验性的绝对的确定性 ，哥德尔定理就是一个常被引用的例证。1970年代兴旺起来 的混沌科学进一步指出，经典物理学所描述的线性的、可预测的、决定性的世界在真实世界中只 占极少极少部分，绝大部分事件是非线性的、不可逆的、非决定性的 。因而已有的科学对这 个世界的认识和把握其实是极其有限的。“物质不再是机械论世界观中所描述的那种被动的实 体，而是与自发的活性相联的。” 单一的钟表似的自然让位于多样性的、不可逆的、有活力的自然。在科学哲学方面，卡尔·波普尔提出否证论，认为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于它可能出错，绝对正确的真理是不存在的。费耶阿本德则以其科学史研究为根据指出，科学并不比其他文化更 为优越。实证主义全面退却。科学失去了高高在上的神圣地位，自然失去其衡量和规范其它文化 成果的资格。
经过一个世纪的批评与消解，唯科学主义在西方已经失去其权势话语的意识形态地位，而在 大众语境中，科学反而更多地具有负面的形象。反科学也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贬义词。一般地讲，可以把唯科学和反科学看作是对科学的两种态度：唯科学的极端是把科学看作万能的天使，反科 学的极端是把科学看作万恶的魔鬼。实际上，绝大部分人都位于广阔的中间地带 。大多数反科 学主义者并不反对科学及技术的一切发展，只是反对把科学视为最高的唯一的知识模式；反对把 技术作为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标准；反对向自然的无限扩张；主张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约束和引 导。
反科学思想也会导致某些反科学的行为。在西方有许多民间社团出于理想、信仰或者伦理的 原因反对某些项目的科学研究。比如环境保护团体反对某些化工厂的修建，动物保护团体反对用 动物进行实验。再如许多组织反对把克隆技术应用于人类或者灵长类动物。还有一些天主教社团 反对避孕和堕胎技术的研究。但是，所有这些活动都不是反科学行动，因为反对者和被反对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也有同等的发言机会，没有哪一方拥有绝对的权力能对其对手进行迫害。
反科学思想在中国的表现大体相似，又有不同。属于西方文化的现代科学一进入中国，就遭到了反对和抵制，19世纪末开始的体用之争，1920年代开始的“科玄论战”，都是这种文化冲突的反应。1980年代以来，前述各种反科学思想开始被介绍或重新介绍到中国，由于唯科学主义 的意识形态背景，这种介绍最初是小心翼翼地，或者是带有评判意味的。甚至对量子力学哲学 问题的介绍也要提防被批评为唯心主义。同时，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中也找到了反科学思想的资 源。有人把对技术的反对追溯到庄子。庄子对一种打水工具桔槔 的论述常常为中外学者所引用。 也有人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提出科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科学与技术都比较落 后的国家，是否有必要讨论科技对人的异化和科技的负面效应，曾引起强烈的争论。一方认为， 中国的科学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我们不应该追随西方国家去反什么科学，必须加强对科技 的投入。另一方认为，应该科技与人文并举，在科技发展的同时，保持心灵的平衡。在社会层面， 强调直接走绿色发展道路，不能重复西方国家发展—污染—治理的老路。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各 有道理，但在实践上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施展。尤其是“反科学”的一方，只有零散的言论，并没 有形成什么思潮。政府行为的环境破坏仍在继续。直到1990年代后期，情况才有所好转，尤其是1998年全国大水之后，“反科学”才有了一定的规模，一些以生态保护为宗旨的民间组织也开 始有了更大的声音。
但时至今日，无论在意识形态层面，在大众话语层面，甚至在知识分子话语层面，中国仍然 处于唯科学的语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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